杨苡 | 《雨花》一年

进了《雨花》编辑部

1956年到1957年夏天，我被派到民主德国教了一年书。从东德回来后，赵瑞蕻回到南大中文系，他原来就是南大的人，算南大外派的，我从水利学校辞职后再没工作，不在单位，但在东德教书，又是教育部派出的，也算公家的人了，照例还是要安排的，回来后我的状态就是“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这时候俞铭璜已到了南大中文系做系主任。那时候有“干部下放”一说，省委宣传部的两个领导，俞铭璜“下放”到南大中文系，徐进“下放”到南师。俞铭璜跟我说，你可以到中文系来。我是有中文系情结的，有点动心，但他是希望我当他的秘书，我不喜欢上课，但更不喜欢做行政啊，再说我又不是党员。还有一条，是我一直有点犯嘀咕的，就是夫妻在一个单位里好不好。不知道俞铭璜是不是就是随便一说，我说我做不了秘书，他后来就没再提了。

俞铭璜就说，那你去《雨花》吧。这样就去了《雨花》杂志。名义是“特约编辑”，——其实就是临时的，没有编制。照俞的说法，我是不用坐班的，在家里看稿就行。去了之后，杂志主编章品镇说，这里是每天要坐班的。他是“现管”，我又不能抬出俞铭璜的话来顶他，于是便天天去上班了。我最怕坐班，这一辈子，当真天天“点卯”，也只有在《雨花》那段时间。

《雨花》是省作家协会的杂志，办公是和作协一起的。起先在山西路百货公司的后门那儿，后来搬到了天山路。那里原先是哪个国家的使馆，后来省里接收了。我每天从陶谷新村去上班，来回都是走路。

我过去没怎么在单位待过，在水利学校时间不长，还不坐班，后来在东德教书一年，上班是怎么回事，一点不了解，单位里的规矩之类，更是完全不懂。别人看我大概会觉得有点奇怪。比如穿着上显得“洋”气，我自己一点意识不到。我根本不是时髦的人，只是在东德生活了一年，穿着上往那边靠，习惯了，一回到国内，就显得有点与众不同。萧珊是比较时尚的，连她都说，我和赵蘅一看就是“从外国回来的”。顾尔镡是杂志副主编，一直挺保护我的，有次没什么人时指指我脚上的鞋说，上班时就别穿这个了。当时是夏天，我脚上是镂空的凉鞋，我说我又不是没穿袜子，不是穿着丝袜嘛？那鞋也并不是高跟的，只是比平跟高一点而已，我已经穿了几年。当然他是好意提醒，说明有人议论，当作奇装异服了。

编辑部就那么多人，天天坐班，时间长了，自然熟了。“文革”后当过江苏省作协主席的艾煊，原先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结果五七年降级处理了，到《雨花》当普通编辑。他和我、曹传炬在一间办公室，就坐我前面，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我觉得他人挺好，就喜欢和他说话，他有点不敢说的样子。好多年后他跟我开玩笑，说，那时我是罪人，谁都离我远远的，就你跟我说话，像没事一样。你不知道我是手里拿着帽子的呀？被宣布为地、富、反、坏、右，就叫“戴帽子”，宽大处理，则叫“摘帽子”，摘了帽的右派叫“摘帽右派”。艾煊没戴过帽子，当然也就谈不上摘帽，但他是差一点就要戴帽子的，所以他说是帽子拿在手里。当时他的处境还是挺糟糕的。我跟他说话不是因为胆子大，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些。没人跟我说过。

1956年，赵瑞蕻、杨苡夫妇和三个子女摄于上海。

看稿

在《雨花》，我的任务是看诗歌类的稿子。稿子多到看不过来，从地上堆到比桌沿还高。我开始工作了，也没人给什么指点。只给我一个掷纸篓，说不行的就扔里面。其他什么也没交代。我也没觉得有什么要请教的，好的稿子留下来，不好的丢掉，这有什么难的？于是就凭自己的喜好看稿。看得很快，纸篓里不多时就有了好多纸团。有一天坐我后面的曾传炬说，不能这样啊，从篓子里拣出几篇，铺平了点拨我，某某是哪一级的领导，某某管我们啊。那些名字我都很陌生，我对领导什么的两眼一抹黑，完全对不上号。他这么说，我也不知该怎么办。第二天他递了个条子给我，上面写着一些名字，说是以后有这些人的稿子，就让他来看。我求之不得，当然照办，再不用我烦神了。

看过的稿子太多，而且尽是口号式的，都看麻木了。作者里孙友田是为数不多几个我记住了名字的。当时强调要培养工人作家，上海出了好几个了。凡工人的稿件要优先用。有次看到孙友田的来稿，注明是“工人”，我看了很新奇，因为不知道投稿还有注明身份职业的。是一首诗，写矿山的，我认为写得不错，就选了备用。给章品镇一看，他就笑，说，肯定是学生写的。我就问他，写得好不好？好就该用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