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家族与大航海时代——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

郑成功画像（Fotoe/图）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始于15世纪末。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类第一次建立起跨越大陆和海洋的全球性联系，原本孤立的陆地开始连为一个整体。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开始出现。欧洲在这个时期的快速发展所积累、孕育的财富、市场和创新开拓基因，为之后欧洲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大航海时代也是世界近现代史的开端，欧洲人由此率先走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道路。中国却错失这一宝贵的机遇。事实上，怀揣寻找建文帝下落使命的郑和下西洋，时间上远比哥伦布和达伽玛航海更早。

2024年是郑成功诞辰400周年。回顾郑氏家族的历史，从明末到清初，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代表的民间海商势力在东亚海域崛起，他们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三个大航海时代崛起的、欧洲最早的海洋强权大国角逐。无论是在贸易上的竞争，还是在对东亚海域控制权的军事争夺中，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

17世纪的东亚大陆本身经历着剧烈的政治、社会变动。最终，王朝更替和政治动荡绞杀了郑氏的海上商业-军事势力。东亚大陆自此再次进入自我封闭的阶段，直到1840年被鸦片战争叩开门户。长达一个世纪的大败局拉开了序幕。

日本画家葛饰北斋所绘的郑芝龙，出自《万物绘本大全》（大英博物馆/图）

1624年8月28日，是明朝天启四年七月十五。在日本平户藩千里滨，少妇田川松在海边嬉戏，捡着贝壳。突然她高高隆起的腹部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她预感自己要生产了，但已来不及走回城内。在侍女协助下，她在海边的一块礁石上躺下，满身汗水，生下了一个声音响亮的男婴。

这个在平户当地流传了数百年的传说，细节真伪已不可考。在千里滨的海岸上有一丛高低不平的礁石，旁边立着一块刻有“郑成功儿诞石”六字的石碑。每年的这一天，平户川内地区都会举行“郑成功祭”的活动。

得知妻子诞下一子的消息后，20岁的郑芝龙满心欢喜，这是他的第一个儿子。郑芝龙，小名一官，是平户藩侨领、大海商李旦最得力的心腹，经常往来于日本的长崎、平户，中国的泉州、澳门、台湾，吕宋（菲律宾古国）的马尼拉之间，当押货、做贸易。在长崎、平户，与他结交的日本藩士都尊称他为“老一官”。

郑成功出生这一年，来自欧洲的荷兰人在台湾南部的大员沙洲上建起了热兰遮城，两年后，他们的死对头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基隆港登陆。

这个海边诞生的男婴，和他靠海上贸易做着发财梦的年轻父亲，全然不知自己正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

台湾省台南市郑成功祖庙，郑成功和母亲田川松的雕像（视觉中国/图）

大浪潮之下的郑一官前传

从宋代至元代，东亚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尤其到元代，在海外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开创了比汉唐更为繁荣的极盛时代，航运方面取得了旷古未有的成就。10到14世纪，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商港，马可·波罗曾这样赞誉说：“假如有一只载胡椒的船到亚历山大港或到奉基督教诸国之别地者，比较起来，必有一百只船到这刺桐（泉州）港。”

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后，制定了严格的海禁，甚至下令“寸板不许下海”。明朝的海禁政策扭转和遏制了宋元以来向海洋发展的新趋向，对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长远、深刻的负面影响。

在人口稠密、耕地逼促的东南沿海一带，迫于生计，仍出现大量私自下海的百姓，海上私人贸易兴起，逐渐出现成规模和气候的民间海商势力。在闽南一带，民间出洋谋生的风气已盛。当地人少年时即出洋谋生，并以家族为依托，足迹遍布澳门、澎湖、台湾及吕宋、印尼、日本等地，其中不少客死异国他乡。以泉州府南安石井郑氏世代家族成员为例，到郑芝龙的祖父一代，家中兄弟子侄中已有十多人命丧海外。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府南安县石井人，自承少年时“不肖，浪迹江湖时，发尚被面”。据史载，他年少时颇为英俊，气宇轩昂，“性情荡逸，不喜读书，臂力过人，喜欢耍拳棒”。其父是当地一小吏，做过泉州府库吏，有五个长到成年的儿子，分别以龙、虎、豹、麟、凤为名。

郑芝龙在家中排行老大，父亲去世后，自然成为家中顶梁柱。明天启元年（1621），17岁的郑芝龙带着两个弟弟芝虎、芝豹跑到广东，投奔在澳门做生意的母舅黄程。

此时澳门俨然已是一个国际化都市，街道上到处都是金毛绿眼、“奇装异服”的西方人。澳门是作为国际贸易中转港发展起来的，葡萄牙人自明嘉靖年间据此为基地，形成了广州-澳门-马尼拉的三角航线。因为明朝政府不准许葡人到广州做外贸，他们就开始雇佣福建海商作代理，帮他们到广州购货，人称“闽揽”或“揽头”。

这些“闽揽”会说葡萄牙语，衣着打扮也模仿西人。他们人数众多，行事颇为强悍。每到广州交易会，都会纠结同行，并配备刀枪，也不把官府的税收机构看在眼里。

在澳门期间，郑芝龙一边学习葡萄牙语，一边给母舅和几位商人跑腿，学习商业和贸易的门道。虽然地位卑微，但他头脑敏捷，为人精明，学什么都很快。不久，他开始为葡人做“揽头”，同时受洗皈依天主教，教名为尼古拉斯·贾斯帕（Nicolas Gaspar）。

据一些澳门的西方传教士记载，他们对这位“尼古拉斯弟兄”颇有微词——说他行事为人都不像基督徒，不遵守上帝和教会的戒律。他在家中设有一个奇特的小礼拜堂，凡对他有用的偶像，都毫无顾忌地放进去，“这个恶徒要么因思想堕落，要么出于无知，给耶稣基督和偶像都上香。”他继续烧香拜佛，前后娶了五房妻妾，丝毫不觉良心不安。

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右上城堡为热兰遮城（Zeeuws Museum/图）

郑芝龙入教出于功利的计算——这样更容易得到西人信任，多了做生意的机会，还可以得到传教士的庇护。当时，教会是澳门社会举足轻重的力量，一些传教士也有争议地参与贸易并获利丰厚。郑芝龙的庇护者是一位拥有巨资的葡籍神父，他视郑芝龙如己出，去世后把大部分家产都留给他。

天启三年（1623）七月，这个身份卑微、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迎来了一次改变个人境遇的机会——受母舅黄程的派遣，他搭乘当时最有势力的大海商李旦的船，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和鹿皮前往日本交易。

李旦，福建泉州人士。16世纪末南下吕宋的马尼拉，以贩卖小百货为生，后到日本九州岛经商，成为当地侨领。他联合海上多股海盗势力，组建起一支商船队，在日本、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往来贸易，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被西洋人尊称为“Captain China”（中国船长）或“甲必丹李旦”（“甲必丹”是船长的英文captain的音译）。

郑芝龙的能干勤勉，得到了李旦的欣赏，于是李收他为部下。随着信任日增，李旦把越来越多的生意交给他打理，让他负责几艘商船和很大一部分财货，派他去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柬埔寨等地做贸易，最远到达印度的孟买港。郑芝龙对这位“命中贵人”也相当用心，“以父事之”。李旦很宠爱他，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亲儿子。

当时活跃于东亚海域上的海商，都是一群亦商亦盗的“法外之徒”——他们违抗朝廷“海禁”的命令，走私贩货，同时拥有海上武装，向往来商船收取保护费，有时直接劫掠财货。

与一般海盗商人不同的是，李旦善于走上层路线，他经常周旋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国的高层政商之间，人脉很广。在日做侨领时，他与德川幕府关系密切，曾以中间人身份为英国人解决贸易问题，1624年又斡旋明朝与荷兰之间的澎湖危机。汉学家卜正民认为：李旦“试图将荷兰、明朝和东南亚诸国联系起来，缔造一个合法的商业帝国”。

最终，这个愿望由他最能干的伙计实现。

此时，日本正处于江户幕府时代的开端。1623年，二代幕府将军德川秀忠正式传位给次子德川家光，自己隐居于西之丸，称“大御所”，实行二元统治。

当时，日本幕府为防止商人豪富与幕府对立,威胁幕藩体制，开始清洗国内的天主教徒。从二代将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