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悦然：“能否持续写作，永远是作家一个人的事情”
写作是一种自我确认存在的方式，如果不写就会觉得没有意义。有时候我会觉得生活在一种混沌和混乱中，写作是在帮我看清楚自己。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是被比我年龄更小的女孩子启蒙和教育的。她们有着更好的女性观和更大的勇气，是她们在激励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认为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
在稿子上我没有看出素人和作家什么区别，但如果没有文学奖的鼓励，素人可能会难以坚持下来，他们需要一些来自读者、专业读者和文学界的回应，让他们确信自己作品的价值。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李慕琰
张悦然，作家，大学教师，文学杂志《鲤》主编，出版小说《茧》《誓鸟》等。（受访者供图）
“成为作家的最好时机就是今天。”2024年1月6日，复刊后的文学杂志《鲤》宣布推出文学比赛“伏笔计划”。
六年前，《鲤》曾经推出过文学比赛“匿名计划”，让知名作家和文坛新人同台竞技，将姓名隐去，仅以编号的形式参赛，同时公开评奖过程。最终，作家郑执的《仙症》获得首奖，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已于2024年8月上映。
“伏笔计划”的形式基本沿袭了“匿名计划”，不同之处在于，它旨在鼓励未完成的作品——参赛者不用提供完整稿件，只需要提交三万字样章和一个写作计划，评委通过来稿的潜力判断是否应该给予奖项，最终会有三位作家获得十万元的奖励。“伏笔计划”宣布后，《鲤》编辑部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收到了1455份有效来稿，从中选出了8位作家进入决赛。
《鲤》的主编张悦然曾公开表示，向“伏笔计划”投稿的文学新人和成熟作家，都会受到一视同仁地对待，她希望通过这场比赛“看到作家的野心在哪里”。
2024年7月6日，“伏笔计划”的颁奖仪式在北京东四环外的一个艺术空间举办，8位入围作家的真实身份被公开，其中既有从未发表过作品的素人，也有成熟的作家。这个结果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失望于没有看到更多年轻的素人作者。
张悦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当然期待看到更多年轻人的创作，素人的写作更难坚持，也更需要鼓励。“但今天一个作家想要被人看到，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方法，不太是我们成名时那种最原始的表达了。这就需要作家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除了才能本身之外，还需要时间去阅读和积累。”
张悦然年少成名，14岁开始发表作品，曾被视为“80后青春文学”的代表作家。如今她有了更多元的身份，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写作课程，同时主办文学杂志《鲤》。
这些年，张悦然越发感到写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需要经济的支撑，也需要时间。她感到写作的时间正在被其他身份占据，不论做母亲还是做老师都要花费大量精力，《鲤》也由于疫情等原因一度停刊。
于是，最新出版的《天鹅旅馆》，距离她上一本长篇小说，间隔了八年多时间。“我很早就发现，我没办法掌控自己的创作节奏。在我还没办法把一个东西最终呈现出来的时候，着急也是没有用的。”张悦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碰巧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职业作家，后来才开始拓展作家之外的生活，包括我需要进入一些别的职业和身份，获得更有现实感的体验。”
《天鹅旅馆》故事的开端，乍看上去颇有韩国电影《寄生虫》的色彩：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别墅中，男女主人、他们的儿子和两个保姆生活在一起，某个春日，一个保姆在男友的鼓动下绑架了男孩，却在广播里意外得知雇主卷进了贪腐案件。
然而接下来，张悦然赋予了故事完全不同的走向：保姆折返回到大宅，承担起照料孩子的责任，和女主人建立了某种深刻的友谊。雇主秦文是个画家，保姆于玲曾身陷囹圄，她们原本是两个世界的人，却在因缘际会下被绑定在一起。
《天鹅旅馆》最初发表于2017年，是一部中篇小说，张悦然的笔墨几乎集中在保姆身上，当时她想探索当家庭发生变故，保姆和雇主家的孩子之间会发生什么变化。七年过去，伴随着外部社会和个人生活的诸多变化，新的内容和角色渐渐生长出来，一部新的长篇也应运而生。
中篇小说中原本没有秦文这个人物，她生活在父亲和丈夫的羽翼之下，却格外渴望做自己，一直努力成为画家。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秦文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张悦然对此深有体会：“母亲是一个很难的角色，我们要更多面对这种无力和无助，如果我不成为母亲，可能就不会写出这部小说。”
2024年8月，张悦然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谈及自己的长篇小说、“伏笔计划”和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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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