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大利人“用中文做了场梦”

2019年，在中国拍摄MV中的亚历。

2023年，亚历在中国乡间过年。

2020年，亚历拍摄的河北怀来，他在此参与电影“群演”。

2016年，亚历在中国的火车上。

2017年，亚历的中文信还有点“嫩”。

2024年，亚历的中文新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2019年，在中国拍摄MV中的亚历。

2023年，亚历在中国乡间过年。

2020年，亚历拍摄的河北怀来，他在此参与电影“群演”。

2016年，亚历在中国的火车上。

2017年，亚历的中文信还有点“嫩”。

2024年，亚历的中文新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2014年8月，在南京青奥会前夕，一个意大利年轻人正在法兰克福机场等待转机，他的手里握着一张穿越半个地球的机票。这是他第一次前往东方，在忐忑中期待:“也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我要去看看。”

他叫亚历(Alessandro Ceschi)，1993年生，来自意大利帕多瓦。从罗马到南京，这是一个23岁年轻人的决定:冲动、天真、乐观。一次短暂的南京之行，让亚历与中文结缘。2016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学电影，从零开始学中文。到2022年，他已经可以用中文流利沟通，甚至开始用中文做梦。2024年，他的第一本书，就叫《我用中文做了场梦》，写了他在中国这六年的经历。

把天桥说成Sky Bridge的“外国人”

十年前，亚历以体育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报道南京青奥会赛事，并在奥运村结识了一批热心的志愿者。与志愿者闲聊，对他来说是工作身份之外宝贵的沉浸认识中国的机会，于是他用文字记录了在南京遇到的人，和他们的故事。

回到罗马后，短暂的七天中国之旅，像是遥远东方留给他的“一个模糊的梦境”。与奥运志愿者的交流，给亚历带来一种信念:“全世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幸福。尽管有文化上的差异，我们也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可以分享个人经验，彼此获得成长。中国是一个渴望和世界连接的社会，是地球村的一部分。”他似乎在志愿者的眼里看到未来:“我们会越来越走到一起。”

2016年，在罗马读完传媒专业本科，亚历决定重返中国，到北京学习电影，并从零开始学中文。其间，他当过外教、做了群演、拍了广告。最初只能用翻译软件和朋友聊天，通过看《欢乐颂》学习剧中的中文口语表达，两季97集看下来，不知不觉，中文从一门陌生语言，变成了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

中文也走进了亚历的思维和精神世界。他开始用中文写作，用中文挖掘情感、思考生活、探索社会。从2020年开始，亚历以ale为笔名在豆瓣发表日记，撰写随笔专栏，这些文字让他在最孤单的时期找到精神寄托，也认识了现在的伴侣和编辑刘水。2022年底，他第一次用中文撰稿，给“正面连接”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上线那天，收到了新经典出版公司联系他出书的邀稿。

在他的第一本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里，记录了他从2016年到2022年在中国的生活——在意大利语留学机构工作、到剧组做外籍群演、在上海拍广告、到四川农村过新年……书中的亚历是那个朋友口中“最中式的白人男性”，会把天桥说成Sky Bridge而不是Pedestrian overpass；在饭桌上习惯性地站起来给每个人都倒酒；在网上查一部电影，用的是豆瓣而不是谷歌。

你还会读到他用不亚于母语使用者的地道的中文表达，记录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日常——“我每天像条钟摆，随着惯性在地铁五号线的两端来回摆动。”“我变成一个城市中的过客:不断地左右漂着，轻易地出入各种场景，满足于仅当个配角，再转场到下一个……我喜欢去国贸。出门前，我会仔细挑衣服，尽量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年轻白领的形象。穿上国贸装，我可以忘掉海淀的那些破事。”

他会把身处大都市中的微妙感受，加以精准的修辞描述:“北京是一座没有时间感的城市。或者说，它只有当下。半年前发生的事情会跟前天的混为一体，形成一片时间的浓雾。”

亚历回忆道，大约从十岁开始，写作就是自己“最靠谱的朋友”，对他来说，写作能解答疑惑，挖掘情感，带来新的结论，用中文写作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常年接受写作的召唤”，每每回到电脑前，仿佛就会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吸引。

搬到上海后，他召集同样喜爱写作的人，组成一个“写作俱乐部”，过着各种不同生活的人们以文字相连，他们中有高中生和上班族，有写科幻小说的和写小镇往事的，有做金融分析的和做行为艺术的……“写作俱乐部”是一个把他们连接到一起的文字中介。亚历乐于创造这样的机会，推动这种交流:“我喜欢这种安静、专业、平等的交流，一起观察社会，共同形成讨论，逐渐突破自己的认知。”

“试图呈现和中国这片土地的复杂相处”

度过了在学校的前两年，亚历渴望看到更广阔的中国。2019年这一年，他走出北京，独自在中国各地旅行，东西南北来回跑。在路上，亚历终于能听懂人们在说什么了，“他们像有着不竭的活力，我被这样的力量吸引了、打动了”。“我喜欢这个国家的大，大到能够让自己在其中消失。”

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独特体验，在亚历的书中随处可见。在探索异国社会的过程中，亚历也陷入了典型的局外人的悖论:“我尝试主动地去了解他人，却不断地吸引注意力到自己身上。”

“你们意大利人多吗?”“意大利用什么钱?”“一欧元等于多少人民币?”“那边房子一平方多少钱?”……这些对话的不同版本，贯穿了他在中国的生活。尽管积极融入当地社会，还是发现自己身上的“外国人”特征太过醒目，总是吸引与他个人不相关的话题。

一个西方人用中文写了一本给中国读者看的书，亚历很清楚这种写作意味着什么。近些年互联网上，不论是文字创作还是视频生产，中国似乎成了某些外国博主、写作者的“流量密码”，这些内容总是很难避免“他者视角的凝视”。亚历告诉记者，自己的书无意向世界解释中国，相比起关注宏观社会里的现象，他更多会关注具体的人的内心，并始终保持对人性的兴趣。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意图，亚历说:“我写了一本带有自己情感、理想和希望的书，我试图呈现自己和中国这片土地的复杂相处。”他强调，这是一本将作者的主观角度放到最大的回忆录，不是政治学论文，也不是社会学调查，写的仅仅是他的生活。

如同他在上千里的铁路上的漂泊，不带任何目的和需求，去迎接路上所有的偶遇，并用文字记录下众多过着不同生活的人，多样化的个体向他展示了生活不同的可能性。

2023年初开始，亚历离开中国到亚洲各国旅居，从东南亚的泰国、柬埔寨，到中亚的土耳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去年年底又短暂居住在尼泊尔和印尼，今年5月份回到了中国。在接受南都记者的采访时，亚历正身在女朋友的老家安徽宣城。

他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我总是在很多不同国家之间跑动，这是我维持对生活、对世界保持新鲜感的方案。”

南都专访亚历：并不追求要向世界解释中国

南都:书名叫《我用中文做了场梦》，由来是什么?这是一场怎样的梦呢?

亚历:为了起书名，我和编辑沟通了很久，因为这些年我是非常流动的，换过很多不同的城市生活，工作和社会身份也一直在切换:从学中文到教意大利语，从读书学电影到拍广告，这本书横跨过很多不同的领域，很难去概括内容，所以我就凭一个很感性的直觉去取了这个书名。我在中国这些年偶遇的各种人，他们就像在一场梦里，不顺着逻辑发生，这种感觉很奇妙。比如有一次，我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中年商人唐先生，我们就这样聊起天来，聊着聊着，我就跟着他回到他在农村的老家一起过年了。所以“一场梦”是用来概括我这些年最贴切的说法，使用一门原本不是我的语言，也会给我一点梦幻的感觉，当我进入中文世界，就像是进入了平行世界一样。

南都:在书中，你写了大量来自不同行业阶层的中国人，像唐先生、学校的李老师，也写了很多在华务工的外籍人员，比如72号群演、外语机构老师、雅思考官等。在写作对象的选取上，你是怎么考虑的?被你写进书的这些人都有些什么共同点?

亚历:2022年12月，我在“正面连接”发布了一篇稿子，讲我在中国这些年的故事，出版社编辑希望我再展开，把它写成一本书。我也很开心有写书的机会。写书的整个过程有点像考古一样，挖掘了很多之前的记忆和材料。对写作者来说，面对材料的选择是非常本能的，就是去写那些你认为生活中值得记录的事情。比如我和唐先生在火车上的相遇，作为一个讲述者，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故事。

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比较鲜明地具备了某些人性的特点。我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写剧本训练了一种我在生活中观察他人行为的能力，有哪些行为赋予了这个人独特的性格，哪些行为体现出他真实的心理活动等等。在剧组这样一个人的行为非常规模化的小型社会里，每个人在其中如何表现出自己的人格，这令我很感兴趣，我也会更留意这些。

比如剧组里的72号群演，他跟其他人的区别是，他进剧组之前就跟他的姐姐打了赌，说他一定要在这部电影里面出镜，这样就算是在中国“成功”了。这句话就让他的身上有了故事性，加上他也是意大利人，我们后面聊得比较亲近。我在剧组经常做笔记，写下来每一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我想以后把它们整理一下，写成一个剧本拍出来。

南都:很多观察中国的外国非虚构写作者，通常会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城乡巨变、制度改革等话题，而你的书很少讨论这个。你的关注点是什么?

亚历:我以前做过记者，但是在后面，大概从2016年我开始接触电影之后，比起关注宏观社会里的现象，我更多会关注具体的人的内心，并始终保持对人性的兴趣，这成为我观察生活的方式，也是优先级最高的一个兴趣点。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宏观话题，已经很多人在讨论了，但是每个个体的特殊经历，在不同环境下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如何去适应时代的变化，是非常值得记录和观察的事情。

南都:再说到你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从你的文字里我读到更多的是一种平静、克制不带情绪的叙述。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和其他“外国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亚历:你提到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有各种外国博主、外国写作者，我很难去概括性地评价他们，但是本质上我跟这个群体的一个区别是，我不追求我要向世界解释中国，我没有这个使命。我的文字更多是起到一个让我能用中文与他人分享经历、分享我的视角以及我的内心的作用。对中国社会提出一个综合性的、概括性的结论，我有点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

所以，我认为唯一能真正了解中国的方式，就是一小块儿、一小块儿去了解它。任何某一段孤立的经历，都没法证明你了解了中国，每一段经历都是你了解到的中国的某一个角落而已。我的经历是有限的，只有六年多的时间，我只可以分享我接触到的部分。我也不要求我的作品呈现一个对中国的结论或者看法，这些所谓的看法不需要我去说，读者自己会在我讲述的这些非常具体的故事里产生共鸣、产生感触。

南都:可以说是一种“纪录片式”的文字风格?这是你学习电影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吗?

亚历:没错，我觉得这也是我学电影留下来的一个习惯。写剧本的时候，你是不会表达观点的，导演不会说我觉得它如何如何，而是通过一个场景和故事引发你的某种感受。我的书在豆瓣上有一条评论，我还挺喜欢的，这个读者说我的文字像一台摄像机，不带情绪地拍下了发生在中国的各式各样的场景，观众可以自己决定看画面的哪一部分，或者对哪一部分产生共鸣，或愤怒，或喜欢，或快乐，都是观众的自由解读，而我只负责记录这个场景。

另外，这种“纪录片式”的文字风格也跟我以前做记者有关，因为记者会起码追求一种客观对吧?虽然很难说有一种绝对的客观，但是我喜欢在文字里面对读者时消除任何情绪上的距离，像是邀请他们加入我经历过的一个场景，我认为这是与读者很亲密接触的机会，通常不需要我去表达任何观点，仅仅是与他人分享经历和故事就已经足够让对方了解你的内心。

南都:你在中国居住了六年多，如果你现在回到意大利，你觉得你最不习惯的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一段生活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影响?

亚历:假如我回到意大利，应该就像是回到一个几乎没有新鲜事物的地方，周围都是我已经彻底了解过的，这会让我有点丧失探索的心情。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在中国时间久了，其实也会渐渐地失去这种心情，所以有读者说，在我的书的下半部分，我慢慢地变得有点像一个中国人，变成一个和他一样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人，他觉得后面这部分的内容没那么“有趣”了。同样地，我离开了意大利这么多年，如果现在回去了，说不定也能找回一些新鲜感。因此，这些年我开始不断在很多不同国家之间跑动，这是我维持对生活、对世界保持新鲜感的方案。

南都:你有一条豆瓣广播很有意思，说你爸爸学会上中文互联网了，有一天他发现了你的豆瓣主页，你还写到母亲对你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微妙的否定”，下面很多网友都回复说他们的父母也是这样的。

亚历:我那篇关于我母亲的文章确实产生了很多这样的反馈，可能让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孤独了，看来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烦恼。

南都:这让我想起有一个说法认为意大利是“欧洲中国”，好像两国在某些方面存在深厚渊源和文化的相似性，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亚历:还是比较准确的，特别是家庭观会比较相似，在意大利很难彻底把个体和家庭分开来看待，你会被视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这一度让我觉得有一点窒息，所以我长大以后的生活是比较用力地把自己跟我的老家分隔开，跑到另一座城市上学，后面又离开了意大利，好像我需要非常用力才能够守护住我的个体，不然很容易被家庭这个小集体，或者一个小城市，被这个熟悉的环境给困住，你会失去很多发挥和成长的空间。以前我碰到过一个北京的朋友，他在北京什么都不缺，他来自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上一个很不错的学校，在他的领域有一定的资源，就是从外在条件看他什么都有了，但是他反而选择离开这个他非常熟悉的、有这么多家人的牵挂的地方，也是为了给自己多一点空间。我非常能理解他，我跟他有过类似的心情。

生活中接触到的人对我的影响更大

南都:你现在是在用非母语写作。同时作为三语(意大利语、英语、中文)使用者，在你写作和表达的时候，不同语言对你的思维和思考方式会有什么影响?

亚历:我们在不同的语言体系里面，一天一天地被塑造成不一样的人格。我在中文体系里肯定也有一个新的人格，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自成体系的思维系统，这也是语言学的一个理论，就是你所有你所能想的和所能说的都是个语言的框架决定的。我觉得进入另外一门语言。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打开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表达思考的可能性。我现在在中文里是什么人格，我还没有观察出来，但是以前经常在意大利语和英语之间切换的时候，我发现我在说英语的时候是一个事情想得很干脆，做事情就是“1、2、3”马上行动，很简单的、倾向于行动力比较强的人。但当我在说意大利语的时候，我说话会更啰嗦一点，没有那么以行动力为主要方向，会思考更多的选择。

南都:你在写作，包括用中文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过哪些作家、艺术家的影响?

亚历:电影方面，高中的时候看伍迪·艾伦的电影，喜欢他的冷幽默和观察生活中的暗淡性，对我比较有影响的作家有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我被他小说里展现的幽默的生活态度所吸引。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个散文作家，叫琼·狄迪恩(Joan Didion)，她的文字风格既克制又很有力量，我也很喜欢。在中文里面，我觉得也有类似这种风格的，比如读起来感觉比较安静，同时又很生动的李娟。他们对我不管是写作或说看待事情的方式上，都比较有影响。

但是，相比起文艺作品，生活中接触到的人对我的影响更大。我学中文的这个过程本身是非常生活化的，在与人的相处中，在工作、读书，在社会交往的时候学到了很多表达方式，包括中国人独有的幽默，而不是说某一本书、某一位作家非常深地影响了我。再者，虽说我现在是用中文写作，但我其实还是在运用学习中文之前培养出来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在用意大利语、用英语思维的时候，培养出来的一套思维方式)，想办法在中文里面也去表达出来。不管是用幽默来处理、来缓解情绪，还是说对生活的观察方面。

南都:过去一年你一直在不同的国家旅居生活，这段经历感觉怎么样?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亚历:首先这段旅居的生活对我有一些挑战，因为在大部分的国家，我都是一种跟当地语言完全不通的状态，我通常在一个国家待两个月，来不及非常深入地学习那边的语言、了解那边的社会，毕竟我是从中国出发的，曾经这样深度探索过中国、与中国有过深度相处经历的人，心里难免会有一点落差，觉得不如我在中国的那段经历有意思。但是我仍然会努力寻找一些能够沟通，能够交流的对象，也有一些挺有趣的偶遇。

比如，我们在泰国清迈遇到过一位50多岁的开咖啡厅的阿姨，当时我在和我的女朋友用中文聊天，被这位阿姨听到了，她走过来开始跟我们讲中文。原来她的父母是上世纪60年代从中国搬到泰国的，一路经过缅甸来到泰国北部。这个阿姨在泰国出生，属于二代华人，中文是她的母语，但她却从来没有踏足过中国。她后来嫁给了一个泰国当地男人，她的孩子已经不会说中文了。所以她遇见我们特别开心，有机会可以说母语，她对中文仍然有很深的感情。我觉得这是一段很奇妙的相遇。

在柬埔寨，我们偶然认识了一位六七十岁的法国男人，我和他产生了很强的共鸣。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在法国的大学里认识了一位柬埔寨同学，那时候柬埔寨局势非常混乱，受同学影响，这个法国男人以志愿者身份进入柬埔寨，经历了战争并非常戏剧性地幸存下来。曾经离死亡只有一点点距离的他，他的生活已经跟柬铺寨分离不开，一直住在那里直到老去。我觉得自己和他的经历有些相似，我们都是在生活的偶然机遇下，和一片看似很遥远的土地产生了连接，并在那个地方找到一个新的家，所以我也把他的故事写进了专栏里。

南都:你会把这段亚洲旅居经历作为下一本书的主题吗?或者你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亚历:现在的图书行业要求一本书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而我最近一年的观察文章，彼此的关联性没有那么强。反正我先写了再说。近期之内最主要的事情，是想办法把《我用中文做了场梦》这本书用意大利语或者英语再写一遍。这个想法挺有挑战性的，因为我有点不习惯了，从技术上来说，写作的时候你需要搞清楚你的写作对象是谁，你的读者是谁。而我现在离开意大利这么久了，有点失去了把意大利人当作读者的感觉。反正这个重写的过程很抽象，不知道是写给谁的，但我会慢慢想办法，把我这几年在中国的故事，分享给我在意大利的朋友，或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