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厂辞职拍一部电影，又回到大厂的年轻人

戴偲在《莎莉的回忆》片场（受访者提供/图）

理性地做感性的事

28岁那年，戴偲从杭州某互联网大厂产品运营岗离职。离职时，他和同事是这么说的：“可能要拍个剧情长片”，写剧本，拍出来，再走点电影节什么的——他不好意思直接说“拍电影”。绝大多数人不信，觉得他是跳槽涨薪了，要去另一家大厂。那个环境里，大家往外走，要么创业，要么换厂，要么考公。

“我不是gap了、没有事做，想拍电影；是我本身想拍电影，才gap，”他强调。他拿到了六个月的竞业期补偿，这些钱够他这段时间的房贷、水电等支出。那是2022年年底。

戴偲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后拍过短纪录片、广告片，这跟许多青年创作者类似；接着就去了大厂，在“重要的部门”，做得还不错。他带着一些大厂人的习惯，会说，“我们的一些同学”、“项目预期的管理。”

作者型导演往往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进行创作，至少第一部片子是这样。而戴偲是先有想说的主题，再想题材，再生发出结构。有一天，他想起了加缪式的悲剧，人与人之间永恒的不可理解。他把这种沟通的失效、爱的错位放在一个家庭中。

2023年初，他带着想法找到朋友雷雨晰。将近10年前，他们一起做过一个悬疑互动剧，雷雨晰写脚本，戴偲当导演，出了试播集，没再往下做。但他们成了朋友。雷雨晰说，戴偲非常讲义气，她后来开广告公司，有时候项目钱很少，又需要好导演，戴偲就来，不收钱。

这次戴偲想拍电影，雷雨晰觉得，可以干。她给他做制片人。钱不好凑，几个朋友基于信任支援一点。雷雨晰还找到戴偲的一位前老板“化缘”，对方跟戴偲没什么私交，但认可其能力，马上从私账上打过来十万元。

戴偲对剧本的前期规划如下：

题材：家庭。（一个原因是，家庭戏成本相对可控。）

成本：自己出大约40%。（为什么不像许多青年导演一样带着剧本参加创投争取拿奖金？“一来一回，一年就没了。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来干这个事，对我来讲，做就做了。”）

片长：100分钟左右。（因成本有限。）

剧本：约80场戏。

结构：倒叙，三段式。

戴偲不是那种熬大夜、靠烟酒辅助催生灵感的创作者。他每天早起，喝咖啡，运动，写够三场戏，就可以饶过自己。“然后就停，不要干了。”

在他理性的讲述中，创作是有条不紊、在可控范围内的事。但谈起创作的快乐，他的语气有些非理性的激动，“我跟朋友说，假设快乐是一个数值可以被计算的话，我写剧本一个月，比我过去互联网干两三年总体的快乐都要多。”讲到这些，他眼神发亮。当然也会痛苦，前一天认为非常之好的文本第二天看就像狗屎，但给自己设置的严格的时间限制帮助他不至于陷入泥潭，“不要全部删掉，对我自己的shit忍一忍。”

按照约定的时间，两个月，戴偲给雷雨晰交付了《莎莉的回忆》（以下简称《莎莉》）剧本。又一个月，班底组好，演员沟通好，勘景。剧组规模很小，策划、执行制片人都是两人以前的朋友。

摄影指导王普通是第一次和戴偲合作。从见戴偲第一面到认定“这个片子一定要接”，王普通只用了大概15分钟。王普通是一位知名的调色师，也做广告片和剧情短片的摄影。

他接片子、尤其长片，选合作者非常谨慎。他说，行业里有很多人，“有自己的ego（自我），劲儿劲儿的，他们的性格是一种艺术性的表现，他们非常惨烈地追求拍片。但往往跟这样的人的合作过程中，我自己蛮痛苦。所以我一直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