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眼中的贪官

北京律师钱列阳迄今已经为四五十位落马官员辩护过，他笑称“从原科级干部到原部级干部都有，可以开一个班”，包括原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总导演赵安受贿案；农发行副行长于大路受贿、挪用公款案；原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受贿、私藏枪支案等。

图/梁伟驰

贪腐官员入狱后，往往就在公众中消失了，而只有辩护律师才有机会感受一二。

钱列阳总结的落马后的“贪官”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愤怒者的心态，认为自己落马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这是官场的“潜规则”，于是愤怒地揭发其他人。

第二类并不是有意而贪，而是法律上的无知。这些人主观上没有贪的故意，客观上有贪的行为，他们非常缺乏刑事法律知识，以为“我可没答应要，那就是没拿”，实际上钱都到了办公室了，国务院学院系统某局级干部王某就是这样。办案机关从他办公室查出10万美元和10万港元，如果他想据为己有，他早就交给老婆或者存到银行了。他认为自己很冤，钱列阳告诉他：“这块肉明明在你嘴里，没有咽下去，难道能说你没吃？”

第三类是真正的贪官，主观上就想贪钱。钱列阳总结出五个特点：一是50后出生；二是“文革”后的第一二代大学生；三是年轻时吃过苦，很勤奋努力到现在的位置，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苦；四是在本职岗位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是为党和国家立过功的；五是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到国外上大学，工资不够孩子出国的费用，行贿人就负担了这些费用，直接给孩子汇钱。他前后办了十几个这样的案子。

贪腐案件背后折射的官场潜规则令辩护律师们担心，钱列阳分析说，很多官员受贿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而是为了向更高一级的人行贿。他们左手受贿，右手就行贿。

“现在的问题权钱交易还在其次，权权交易是最可怕的，刑法上根本没有认定。比如公安局提拔了银行行长的小姨子，银行行长心照不宣，日后就会为公安局长的儿子办公司开绿灯。这种情况刑法是够不着的。我在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了解到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因为接触案例较多，往往又能与贪官有着相对深入的交流，辩护律师们的情感未必能像普通民众那样专注于他们可恨的一面。

律师许兰亭被认为可能是代理贪官案件最多的律师，“他们也是人。法律上否定了他，但道德上并一定否定了他。”所以，他觉得必要的尊重还是要给予，他不认同“贪官”的提法，“最后判决了才能被认为是罪犯。”

钱列阳看到的更多是对贪官惋惜和遗憾的一面。

“这些人都是一些领域的大专家、大能人。比如郝和平（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前司长），对医疗器械的研究和了解不是学者能比拟的。还有农业部的农垦局原副局长丁力，他是提出‘农村企业化’的第一人，因为受贿几十万，被判了8年；农业部的孙鹤林，在青藏高原呆了二三十年回来，身体也垮了，因为女儿的事情牵扯进去了。”

从个人情感的角度，他为他们感到惋惜，也为社会付出这样代价感到痛心，“他们的落马也是社会财富的变相流失”。

“相比于那些进去的，很多干部都算是幸运的。”陶武平最大的感触是：这些位高权重的官员想捞钱太容易了，权钱交易是永恒话题。

他的旧知韩国璋在一审判决后，情绪很不稳定，陶武平代表家属在看守所正、副所长的“陪同”下去看望他。短短二十多分钟的会面时间里，韩国璋哭了五次，“嚎啕大哭，22项指控，他都是认了的，应该是悔恨。”

韩国璋年近60岁，有很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整个会面由看守架着，两只手还得撑着桌子，过几分钟就换一种姿势。这次会面令陶颇为感慨，“那一刻我觉得他挺可怜”，他只能安慰韩国璋：你快六十了，而且是经济犯罪，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