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既不要“被集体”,也不要原子化

在中国的东南数省,以浙、闽、粤等为代表的地区,有更发达的家族、乡党等小共同体资源,抱团创业,信任和交易成本低,因此这些地区反而具有更大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活力,有众多的家族企业、乡党小共同体的融资方式,并能在海外具有开拓发展能力,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那些更原子个人化的地方,得到的恰恰不是更发达的“自由市场”,而是更官僚化的管制。

责任编辑:陈斌

大家都熟知,孟子一直对墨家学派进行批判。墨学主张爱无差等、摩顶放踵,要“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其大爱无疆和陈义过高的乌托邦色彩,和一神教确实有相似之处,对于涉世未深者,尤其是生活方式很原子化的年轻人,往往特别有吸引力。

墨家、一神教,都是传统小共同体社会逐渐解体,人员高度流动起来,庞大陌生人社会时代的产物。是人性天然对共同体的渴求,在散沙化、原子化时代,发明出来的一种用力过猛的奇怪替代品。

司马牛之叹

在墨家出现以前的中国,封建和宗法的社会结构,人们普遍生活在“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小共同体之中,以差等和多层次的丰富结构实现社会合作。

而基督教出现和发展之前的希腊、罗马社会,也是遍地由父系家族、宗族为本位,再组建的城邦和国家,人人都有家族的墓地和祖先崇拜的圣火,小共同体足以提供养生送死和终极关怀。

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在《古代城邦》一书中说,古希腊、罗马人信仰的是一种“家庭宗教”,死去祖先也就是凝聚家庭的神。

而在遍地小共同体被强王权、强国家崛起打破之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最著名的就是“司马牛之叹”,所谓“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论语·颜渊》),这位没有小共同体的司马牛,感慨自己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原子个体,羡慕别人有“兄弟”——其实宗法社会的“兄弟”还包括堂兄弟、远房堂兄弟等,其实是代指一个大家族,即小共同体。

对于司马牛的叹息,子夏提供了一个方案,所谓“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夏说你只要做君子,把有共同价值观的陌生人都吸引到身边,那么一样是可以有自己小共同体的。子夏这个方案,当然也不能说错,共同价值观的好友,确实是构筑一种小共同体类型的方案。但如果将这一逻辑无限放大,凌驾于自然血缘等共同体的价值之上,下一步就是各类“大爱无疆” 的思潮大行其道。

大爱无疆的信仰幻灭之后

墨家、一神教这类大量原子化的陌生人之间想要形成新的大共同体这类努力,往往在发力上缺乏靠谱的边界感,用力过猛的同时,就是在设教时一开始就陈义过高,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到后来稍微向自然状态转型,就进而产生出一系列的大奸大伪。

甚至大爱无疆的信仰幻灭后,突然变为另一个极端,成为杨朱那种“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彻底自私自我,觉得信仰就是特别虚伪的那种装,什么都不信才是真性情的真诚之人。在信仰狂热的时候,觉得爹亲娘亲不如信仰亲,为了信仰和大爱可以去摩顶放踵,被磨成粉末都在所不惜。在大爱信仰幻灭后,就突然跳到另一个极端,为了公共利益,哪怕只是拔下身上的一根毛,这种代价都不愿付出,觉得看透了一切,只要提超出个体利益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在忽悠人。

《十日谈》之类的笑话中,特别喜欢谈神职人员和精英,本来应该发誓为了大爱无疆信仰而放弃个人家庭、私产,献身给宗教的出家人,在信仰幻灭后,践行的却是各种爱钱如命、贪得无厌、买卖官职、豢养情妇,以私生子继承自己官位,并瓜分为“大爱无疆”而设立的教会公共财产。

这种现象,从“逃墨必归于杨”的角度,其实很容易理解,这些神职官员作为技术官僚精英,对基督教的最初发心其实是兴趣不大的。瓜分公共财产,扶持自己私生子,其实是想建立正常家庭、拥有家庭正常私有财产这些本能驱动下的产物。但原有“大爱无疆”制度和基本结构又决定了一切原则都陈义甚高,因此向更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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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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