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下，洱海边：追忆华中大学的似水年华

战争中的中国教育是一部史诗，将为中国人民子子孙孙永志不忘。

——韦卓民

孔子目光忧郁。

我是说，画像上的孔子目光忧郁。

这是我寻访过的几十座文庙里，孔子被安置得最委屈、最马虎的一座。其它文庙里，大成殿正中“万世师表”或“道冠古今”的鎏金匾额下，孔子冕旒衮服，状若帝王。在这个曾经三教合一，当地人称为大慈寺的地方，文庙只是附属。并且，大成殿让位给了菩萨。如来、观音、太上老君和王母娘娘混坐一起，偶像们色彩艳丽。孔子被赶到偏殿，塑像也没有，只有一张木头的牌位和一幅小小的画像。

目光忧郁的孔子望着庭院。空荡荡的庭院，一树木槿怒放灿烂。雨后，地上落红无数。这种朝开暮谢的花朵，古人常借它感叹生命的无常。不过，从孔子的位置看出去，他看不到木槿，他只能看到细细的雨丝从被飞檐挤成方形的天空飘下来，飘下来……

我不确定八十多年前的大慈寺，格局是否亦如此。但可以肯定地说，一旦那些风餐露宿的学子走进大慈寺，走进大成殿，他们那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稍微安宁一些了。

因为，漫长的内迁结束了，目的地到了。

当学子们在孔子和其它神祇的注视下漫步于幽深的庭院时，耳畔，总会隐隐传来他们听不懂的白族民歌，天空总是奔走着状若棉花的云朵。一种和从前迥然不同的生活，即将在异乡开始。对他们来说，生活不在别处，生活就在这里。

苍山下，洱海边的喜洲古镇  视觉中国 图

前事

1938年6月，正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接到一封电报。电报坐实了他几个月来一直担忧的事：随着日军进逼，华中大学所在的武汉岌岌可危，学校必须搬迁。

韦卓民是按华大教授每六年享有一年休假的规定出国的，他在英国和美国一边讲学，一边宣传抗日，并时刻关注国内战事。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向华大同仁提出：要做好内迁准备。

接到学校盼归的电报后，韦卓民立即结束讲学，匆匆启程回国。1938年8月25日，当他从香港飞抵桂林时得知，他的学生和同仁已经从武汉迁到了桂林。那时，尽管他早就知道内迁绝非一朝一夕一事，但他没有意料到，等他再次踏进武昌华大校园时，时间已过去八年。八年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和他一手创建的华中大学一起，在颠沛流离中浴火重生……

华中大学的前身，包括创办于1871年的文华书院、创办于1885年的博文书院和博学书院。1924年，三校联合，组建为私立武昌华中大学。1929年1月，长沙雅礼大学和岳阳湖滨书院也并入华中大学。5月，早年毕业于文华书院，后来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和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韦卓民出任校长——考察抗战内迁大学，无一例外，每一所大学都有一位优秀的校长。他们的优秀，除了术业有专攻，是本专业的翘楚外，还无不具有公正、开明、务实的作风，尤其是对学校满怀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对学校的呵护，如同严父慈母之于儿女，甘愿为之呕心沥血。

华大规模很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两湖乃至中南地区，国立武汉大学正向着一流大学迈进，华中大学显然无法与其争锋。华大要取得一席之地，只能控制规模而重视质量。这一点，是韦卓民从做校长第一天起就作为既定方针的。因此，一直到抗战前夕，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华大仍然只有三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以及十来个系。至于学生，刚组建时，只有区区五十七人。到1937年，终于增至三百余人。此后，大体维持在数百人的规模。虽然民国时期的大学，并不像今天的大学这样动辄庞大到上万乃至数万学生，但与西南联大或浙大、同济、复旦的上千乃至数千学生相比，华大仍属不折不扣的小大学。

韦卓民是1937年6月出国的，他刚到英国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帷幕。那时，他已经富于远见地意识到，战争不可能短期结束，中国需要长久抗战，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早晚将被战火波及。他从英国写信回校，极力主张内迁。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校董会和代理校长采纳。即使到了当年年底，在南京业已陷落，武汉遭到直接威胁的危急时刻，代校长黄溥仍认为立即搬迁并不明智。因为，一方面，此时的华大正在用韦卓民从美国要到的四万美元庚款大兴土木；另一方面，黄溥等人认为，由于学校具有英、美教会背景，纵使日军攻占武汉，华大仍有生存空间。

直到1938年夏天，日机将炸弹扔进与华大一墙之隔的天主堂时，华大在为十四名毕业生举办完学位典礼后，才正式决定内迁。与未雨绸缪的厦大、浙大、复旦相比，华大晚了一步。可供华大选择的目的地有两个，一是位于湖南西部的沅陵，一是位于广西东北的桂林。两相比较，桂林胜出。民国后，广西省会即由桂林迁往南宁，但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李宗仁认为“为应付将来抗战军事上的需要，省会应迁返桂林”，是以当年10月，广西省会重返桂林。随即，广西大学等高校以及国内众多军政及文化机构也纷纷落户桂林，桂林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抗战时期的军事与文化重镇。

从武汉到桂林，高速公路经长沙、衡阳和全州，全长八百余公里，行车十余小时。华大师生的西迁之路，也是由武汉南下，经长沙、衡阳和全州。只不过，他们没有高速公路可走。

1938年7月10日，一个闷热的夏日清晨，华大师生从武昌登上了一条拖着两条驳船的小火轮，溯长江而上，在岳阳进入洞庭湖，穿洞庭后再溯湘江南下，抵达长沙。这一路，耗时五天五夜。

在长沙等待七天后，华大师生再次上路，前往衡阳。原本，长沙到衡阳仍有湘江水路可通，只是无法通行带有驳船的小火轮。于是，华大师生弃舟登岸。两地相距不过两百公里，今天，普通火车两小时可到，高铁只需三十多分钟，华大师生的火车却走了十六七个小时。兵荒马乱之际，火车人满为患，当年的亲历者、华大学生柳学水回忆说，“伤兵多，难民多，旅客多，熙来攘往”。总算是优待知识分子，车站给华大师生准备了一个贴有“华中大学专车”字样的包厢，但“大热的天气，一百多人闷在一个车厢里，不但是自己可以闻到自己的汗臭，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