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 | 和萧珊的长夜谈，不欢而散

1956年，赵瑞蕻、杨苡夫妇和三个子女摄于上海。

“文联”和听报告

“院系调整”是高校的事，其实那时候很多地方都在调整。五三年的一件大事是“并省”，解放初苏南、苏北是分开的，叫“苏南行署”“苏北行署”，加上“特别市”南京，是三块儿，合并到一起，就叫“并省”，这才有了江苏省。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南京才成为江苏省会的。民国时镇江作过江苏省会，分“苏南”“苏北”的时候，“苏南”首府在无锡，“苏北”首府在泰州，照说“并省”之后，应该是机关从这两个地方搬过来，但印象里我们好像都说新来到南京的干部是“镇江过来的”。并省以后，变化还是蛮大的。省委宣传部的两位部长，俞铭璜和徐进，还有新的文联主席李进，后来作协杂志《雨花》的主编章品镇，都是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出身。

地下党出身的干部之前就在大城市里活动，从衣着到言谈举止，都城市化一些，相形之下，“镇江过来的”干部一直在农村工作，就比较“土”，有一种“大老粗”作风，——“大老粗”这个词当时没啥贬意，相反，是可以引以为荣或自傲的，原本不是“大老粗”的，也会有意无意地模仿，在思想感情上向劳动人民靠拢嘛。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还有一条，是“老区”来的更喜欢做报告，也特别会做报告。做报告要有口才，要能讲。不要以为有文化有学问就能讲，不一定的，沈从文在人多的场合就张不了口。老区干部有些倒是很能讲的，关键是面对一会场的人不犯怵。当然有时候就跟训话似的，——哪有训话的人犯怵的？

搞运动就要开会，开完大会开小会，不停地开，开大会主要是听报告。有各种各样的报告，印象里主要是“形势报告”，敦促大家要“认清形势”“跟上形势”，运动一个接一个，“形势”变化得也真快，大家都有跟不上掉队的焦虑。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听新四军的人报告的，许多事情听起来挺新鲜。虽然只是各方面的情况介绍或通报，但各种情况加起来不就是“形势”吗？

有次一位宣传系统的领导作报告，讲着讲着就有点拍桌子打板凳的口气，一直虎着脸，挺凶。中间我和鲍蕙荪出去上厕所，厕所里没别人，我就小声问她，他这是在骂谁呢？鲍蕙荪是鲍蕙荞（庄则栋第一任妻子，著名钢琴家）的姐姐，当时是在广播电台工作，她回我，你说骂谁？——还不是在骂我们嘛！我说“骂”是指他的态度很严厉，并不是当真说粗话骂人。具体说些什么模糊了，笼统的印象就是“凶”，但我真是什么也不懂，居然搞不清他在说谁。大概他用的不是“你们”，只说“有的人”怎样怎样。后来当然明白了，“有的人”指的是旧知识分子、文化人。南京文联成立时多热闹，对文化人多客气呀，怎么现在脸就挂下来了呢？后来我想想，不少领导是从部队下来的，也许这就是“部队作风”，部队都是“令行禁止”，说话可不就是命令的口气吗？

作报告时的情形也挺有意思，不经意间报告人就会把粗犷作风带出来。比如讲着讲着有痰了，要吐，就大声地咳，“噗”地一口就吐在主席台的地上。还有个场景很好玩：台上的人讲着讲着热了，出汗，下面就会有人上去递个手巾把子（就是热手巾），讲的人接过来当众呼噜呼噜脸上一顿猛擦，还给递的人，或者就往桌上一搁，再接着讲。递毛巾的不是服务员，是小干部。都是小干部给大干部递毛巾。这一幕看了好多回了。手巾把子在老式戏园子还有澡堂子、理发馆里常见，一个个绞干了捂在桶里，会场上又不会有，难道有热水拿毛巾现拧干，那不还得有盆热水搁那儿吗？我好奇，伸了头看，前面隔了好多排座位，也看不见。开会作报告，挺严肃的，让手巾把子搞得有点不严肃了。有点不习惯。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精装本书影。

丁玲印象

说到手巾把子，我又想起丁玲有次来南京作报告，也有人给她递过，她好像有点烦人家打断她讲话，或者是不喜欢这一套，一把就给推开了，脸上明显是不以为然的神情。我们对丁玲是很崇拜的，她成名那么早，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