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和他的科学正道

1956年，李政道（视觉中国/图）

2019年11月，在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40周年庆的聚会上，有CUSPEA学子提起李政道画的一棵大榕树。画上有李政道题的两行字，“千枝万根皆相连，遍野成林仅一树。”一些与会者觉得，李政道的这幅榕树画作，就是他与CUSPEA学子的写照。CUSPEA由李政道在1979年发起运作，持续十年，为915名中国优秀的物理学学生提供了留学深造的机会。在这些学生中产生了大批知名学者和企业家，包括十多位多国科学院院士。

在科学人才培养方面，CUSPEA只是李政道种下的许多榕树的其中一棵。回顾他求学和从事科研、教育工作的经历，我们就能明白这些榕树的养分来自哪里——他的老师、好友和学生们用“自力更生”、“独立思考”和“求是创新”来形容他，了解他的人总能感觉到他对探索科学和创新教育有不懈的动力。

他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动力，“‘细推科学日复日，疑难得解乐上乐。’一句话，就是真诚求知。”真诚求知，就是李政道在科学之路上坚持的“正道”。

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7周岁。而他培育的“榕树”，还将继续生根发芽。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李政道（中）、杨振宁（左一）与其他诺贝尔奖得主在颁奖典礼后合影（视觉中国/图）

芝城求学

“不如下周你来给我上堂课吧。”面对自己的博士导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李政道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1946年，费米获得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职，曼哈顿计划彻底结束后他一门心思扑在对撞机研究上，没有打算收理论方向的学生。实际上，费米的“开门弟子”都在做应用研究，只有李政道坚持表达了自己对理论研究的兴趣。费米当时并没有什么急于研究的理论课题，遂放手让李政道做自己想做的。

也是在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让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数理化科学家，各带两位助手赴美学习造原子弹。吴大猷选择带朱光亚和李政道乘邮轮去美国，当时朱光亚已是科研助理，而李政道仅仅是一名大二学生。一如答应给费米上课，李政道对这个机会充满信心。根据《南方人物周刊》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获得的本人口述资料，李政道觉得自己“不太懂英语，对经典物理很熟悉，懂一点量子力学，但是已经准备好进行博士研究了”。

除了芝加哥大学，其他美国大学无一接受尚未拿到本科学位的学生。李政道发现芝加哥大学对那些没有正式学位的学生提出的录取要求是读过校长挑选的西方文明名著——他连这些名著的名字都没听过。

那时的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群星璀璨，除了费米之外，还有提出白矮星质量上限预测理论的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提出原子核壳模型的玛丽亚·梅耶，宇宙射线和空间科学领域的先驱约翰·A·辛普森、发现了氘（重氢）的哈罗德·尤里、研究晶体结构的知名固体物理学家威廉·扎卡赖森、发明了齐纳二极管的克拉伦斯·齐纳，以及杨振宁的导师爱德华·泰勒，泰勒在氢弹研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费米、扎卡赖森和辛普森等教授为录取李政道做了很多努力。大部分有志于理论研究方向的学生通常会被推荐给泰勒，没有人也不会再有人知道，费米当年究竟是看中了这个大二学生的什么特质。李政道博士毕业四年后的1954年，时年53岁的费米去世，死因疑为长期暴露于放射性物质。

李政道入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大学目录。他记得目录上说物理系只对顶尖的学生感兴趣，不鼓励学生选修其他课程；对于那些需要指导的学生才会提供课程。这与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及大部分世界顶尖大学的风格都截然不同。费米没有给李政道安排任何课程，李政道注册了泰勒的量子力学课和扎卡赖森的电磁理论课等等。在诸多“顶尖的学生”中，年轻而自信的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