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愈时代的孙悟空两难：快乐做山贼，还是安心当条狗？

诞生于古典传奇与明清话本的孙悟空，是当下中国的一大“IP”。

2024年8月20日，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与此同时，孙悟空这一形象依然在重读中被赋予新的意义：在社交网络上，人们对比分析孙悟空的两位师父，菩提祖师和唐僧，“我那聪明伶俐的徒弟，怎么到你这成了泼猴？”在网文界，随着多部优秀动画电影的出现，人们把孙悟空、哪吒、杨戬（或者红孩儿）并称为“天庭三大反骨仔”……

时间线往前延伸，1986年电视剧《西游记》成为一代人的童年回忆，1995年的电影《大话西游》被清北大学生托举为经典，2000年今何在的网文书《悟空传》畅销一时……在跨媒介的流浪与衍生中，孙悟空一变再变，每一次的定格，都映射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一代代观众延续着对孙悟空的热爱，也许来自原著小说，也许是六小龄童的演绎，也许是周星驰的重构，也许是动画版的齐天大圣，“总有一只猴，走进你的情感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白惠元说。他在《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2024年7月出版）一书中，梳理了孙悟空形象从民国到当代的演变。

“我们对孙悟空的潜在设定，他的叛逆、抵抗与拯救，都是特别内在于中国的问题。它不是古典的，恰恰是当代的问题。”白惠元说。

2015年，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在影院里，大圣归来的那一幕将他击中。在《小刀会序曲》配乐里，孙悟空再度飞跃到银幕之上，被调动的还有他这一代人对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和电影《大话西游》的记忆。“这种记忆层垒式的创作提醒我，孙悟空的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它一定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情结，或者说这一代人要讲出自己的（孙悟空）故事。”

散场时，白惠元听见旁边的两个高中生哭着说：“我们（中国动画）有希望了！”《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上映一度掀起关于“中国动漫崛起”“大国崛起”的讨论热潮，很多观众重复观影。在大众层面，孙悟空所携带的情感能量也吸引了白惠元。

白惠元在《英雄变格》中梳理了动画电影里孙悟空的面孔如何成为中国人的“时代表情”——1941年《铁扇公主》里米老鼠般“空洞的滑稽”，呼应着孤岛时期中国主体身份的失落；1964年《大闹天宫》里“自信的微笑”，指向了革命的昂扬与乐观；1985年《金猴降妖》里“悲情的冤屈”，是“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创伤记忆；而2015年《大圣归来》里的“沧桑”，是以“父”之名对处于大国崛起时代的中国投射出的自我期许。

在白惠元的观察中，《悟空传》里饱满的叛逆曾在新世纪的前十年点燃一代人的青春，却在后来逐渐消失。在诸多IP盛行的当下，孙悟空是否还能召唤出一个共同体，再次成为时代的表情？而对大众文化研究者而言，在分众时代寻找“大众”是否必要，又何以可能？

以下是白惠元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对话。

白惠元 图/受访者提供

孙悟空与当代年轻人：“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自己的成长中，孙悟空怎么影响了你的自我理解？

白惠元：孙悟空是妖仙，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既有的妖、人、神、仙体系的挑战，是一个在边界意义上比较模糊的形象。这样的位置，与我做的文化研究很像，它总在高校学科的边界之处，又没有专属的领地，只能不断跨界、游牧、流动。

对我来说，孙悟空不是一个日常的生活状态，它是我在初高中被应试教育压抑的另外一个自我。因为我内在可能是叛逆的，但表现出来很乖，我要考出好成绩，一路在系统里“卷”，但内在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