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谈中西哲学：不是没有答案，就要抛弃问题

“哲学这两个字很尴尬，是日本人翻译的，把‘哲’和‘学’构成两个词，原来的意思叫做‘爱’和‘智慧’。”傅佩荣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学习研究哲学五十余年，如此读解“哲学”。

1968年，傅佩荣进入辅仁大学求学，他出身在一个三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而辅大是一所教会大学，尤以天主教系统的士林哲学见长。哲学系不少教授曾在欧美受训，学的课程大多集中在西方哲学。

他刚上大一时，学长就推荐他读康德的著作。十几个人在学长的带领下围读《纯粹理性批判》的英译版，读一学期，才能读10页。康德的作品向来以艰深著称。如今，他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康德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搞清）自我的本质是什么”。

1972年，傅佩荣到台湾大学读硕士。《中国大乘佛学》课上，他听方东美把中西哲学和佛学串在一起讲，傅佩荣才隐隐觉得“我们自己中国的哲学也可以那么精彩”。之后读博留洋耶鲁，傅佩荣有机会受教于余英时。回到台湾后，傅佩荣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国哲学。

“我发现如果教西方哲学，可能一辈子都要跟在西方人后面跑，永远跑不过人家，很辛苦，劳而无功。所以我想说我这一生想在学术界有一点点成绩的话，一定要回到自己的传统。”2009年，他曾登上央视的《百家讲坛》讲授《孟子》。傅佩荣觉得必读的国学，是“塑造中国人理念”的七本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和《易经》。“在我看来，国学必须落实在生活中，改善及提升我们的生命素质。”

出版了几十种国学相关著作后，傅佩荣新近推出了一套《傅佩荣的西方哲学课》，全书130万字，由他应大陆平台邀请开设的音频课化成，通讲了120位哲学家，“探索他们对现代人生的启发”。在国学和西方哲学之间，最直接的关联词，或许就是“人生”。

傅佩荣说，如果脱离人生，哲学不过是一串空泛的概念。他认为，苏格拉底作的最大贡献，就是让当时的人对一系列涉及人生价值的概念做考察和澄清。

“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爱？什么是虔诚？”傅佩荣对南方周末说，“这些概念如果没有分辨清楚，人生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以为我很勇敢，事实上我搞错了。我以为我是一个好人，事实上可能误会了，那不是浪费生命吗？澄清概念作为第一步，也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学者）对哲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不断地质疑。”

傅佩荣。受访者供图

如果离开人生，哲学只是空洞的概念

南方周末：今年是康德300周年诞辰，哲学话题这些年在民众中间比较热，这个“热”的背后是什么？哲学跟人生有很确定的关系吗？

傅佩荣：平时我在讲哲学的时候会归结为一句话：如果没有哲学，人生是盲目的。人活在世界上就像航海，需要罗盘、指南针，才知道要往哪走。西方认为哲学是人生的指南针，虽然不能明确地跟你说你应该往哪里走，但基本是通过一连串的问题不断地问，让你反思你这个人这一生往哪里走，才是适当的，正确的。它开始指的路不见得正确，可能慢慢在修正，所以哲学是一些开放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离开人生，哲学只是一些空洞的概念。

南方周末：哲学概念的引入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看的话，中国有哲学吗？

傅佩荣：黑格尔早就说中国没有哲学，但实际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一定有内在的理念，哲学是文化的底层最深的理念的部分，它决定一群人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比如说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意义何在？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一个文化里面必须面对，必须有明确答案的。所以我的观点是，只要有文化，一定有哲学。

西方人的特色就是从探讨宇宙外在的世界，设法再回到人的世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从开始就关心人的世界，然后设法看宇宙万物有什么条件可以配合，以人的思考、人的需求作为中心，来了解人生的问题。

南方周末：你从学问的角度还是给了哲学三个前提，就是概念的清晰、标准的设定和一个系统。按这三个标准，中国哲学达标吗？

傅佩荣：按照这三个标准而言只有两家学说达标，一个儒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