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角落：困在精神病院的中国留学生
今年4月，在德国留学的雨桐又一次拨打了危机热线电话。
电话里，她告诉接线员自己产生了强烈的自杀念头，很快她被强制送入当地一所精神病院。过去四年里，患有重度抑郁症的雨桐曾五次长时间入住精神病院，多次辗转于德国南部小城爱尔兰根地区医院（Bezirksklinikum Erlangen）和爱尔兰根大学医院（Uniklinikum Erlangen）。
和雨桐相似，在澳大利亚读书的博文、美国读书的康馨也都有因精神疾病“强制入院”的经历。他们都深受焦虑与抑郁折磨，在与家庭医生、学校心理热线交流时，表现出了自杀倾向。一开始博文并不想被转诊，但随即就被告知，“如果你不去，警察会上门把你逮过去。”
7月30日，在南澳阿德莱德当地一所综合医院的精神科观察了大半个月后，博文终于达到了出院标准。
承载着个人和家庭的期许，每年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远赴海外求学。但在隐秘的角落里，越来越多的人备受精神疾病困扰。
美国国家医药图书馆2023年收录的一篇研究论文对256名16岁及以上长居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进行调查，分别有15.3%、20.4%和10.5%的人报告具有重度至极重度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情绪。另一项刊于2024年5月的研究显示，在10864名中国留学生样本中，有7090人符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占比约65.4%。
多日来，南方报业记者线上访问了10名在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最小的17岁，最大的也刚刚研究生毕业。但他们大多困于焦虑症、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曾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或长期接受心理咨询。
他们的经历显示，在陌生而复杂的外国医疗体系里，类似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前期在求治路上耗费了大量的程序时间，乃至错过了接受治疗的最佳时刻。而后期的治疗中，精神疾病带来的“耻感”、糟糕的亲子关系等也阻碍了他们进一步向身边的亲友求助。
“他们无法找到最快的治疗方式。”目前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医疗中心担任精神科执业护士（Psychiatric Nurse Practitioner）的陈烨琪说道。
强制入院
雨桐是一名95后中国女孩。说话时，她声音低沉，语速不快。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她时而陷入短暂的沉默，时而给出简洁果断的回答。
2014年，16岁的雨桐从国内一所外国语初中毕业后前往德国。当时，雨桐就读的高中位于人烟稀少的乡村。因为语言不通，初来乍到的她只能和校园里为数不多的8个中国人交往。尽管已经提前上了一年预科，但“一切都比她想象得更加困难”。
2017年，步入大学的雨桐第一次察觉自己产生抑郁情绪。那时她初到慕尼黑，交不到朋友，还因分数不够只能选择读自己不喜欢的IT专业。她时常哭泣，有轻生的念头。她用“挫败”和“孤独”形容自己这一年。
尽管半年后，她转到了自己更喜欢的口腔医学专业，但语言障碍、社交障碍和个人身份定位危机过早地在她心底留下了痛苦茫然的痕迹，她时常没有缘由地感到抑郁，“你知道状态不好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吗？就感觉和世界隔离开了。”雨桐说。
2020年，在和心理咨询师的一次聊天中，雨桐表现出强烈的自杀倾向，心理医生确诊其患有重度抑郁症，并将她紧急送往精神病院。
入院后，她的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医生不得不用束缚带将她绑在床上长达一周。雨桐告诉记者，这是她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刻。
她的手臂、腹部和脚都被紧紧地绑着，护工们两班倒昼夜不分地看管着她。“这一星期，你的吃喝拉撒都要在床上解决，你只能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让时间过去。”回想起这段经历，雨桐感到“绝望”和“难过”。
从2020年开始，雨桐多次出入精神病院，21年到22年更是待了超过半年之久。其间她曾被心理医生拒绝治疗，“对他来说，我的病情可能太严重了。”雨桐说。
身处美国的康馨、澳大利亚的博文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都曾因为表现出了自杀倾向而被要求“强制入院”。
“有自杀倾向、有杀害他人的倾向、生活无法自理。”精神科执业护士陈烨琪告诉记者，在美国，如果有患者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之一，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美国多地精神健康类法律规定，允许对被认为有精神健康危机并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危险的人进行非自愿拘留和检查。
为此，海外精神病院的病房一般都经过了特殊设计。
博文入院的医院病房里，看不到一根充电线，电子设备要充电时需交由护士处理。而医院主要提供肉粒、肉排等柔软的餐食，“你不嚼，食物直接咽下去都不会噎着。”博文幽默地说。
而康馨入住的医院病房里，没有任何尖锐的物品：水龙头、厕所的按钮、床等家具被固钉紧紧地钉着，电话是嵌入墙体的金属电话，刀叉和水杯都是塑料制品，连铅笔都是软的。
病情发作时，精神病人常有伤人或自毁倾向。有的受访者在发病时用刀将客厅的沙发划烂，惊慌失措的室友只能选择报警。一位曾经在精神病院连续住了6周的受访者告诉记者，“住院后我不再那么焦虑，因为我知道起码未来几周，我不在危险的地方了。”
一名受访者所住精神病院病房。（受访者 / 图）
“老外不能理解”
2024年初，康馨住进纽约西奈山晨边医院（Mt. Sinai Morningside）的精神科三四天后，她的状态逐渐好转。医院提供了丰富的活动和课程，包括手工、涂色课程、音乐治疗、宾果游戏等，住院期间她的自杀念头逐渐消失，开始积极接受治疗。一星期后，康馨顺利出院。
但精神病院的治疗方法并不适用所有人。在迥异的医疗体系与医护背景下，受困于精神疾病的留学生常常感到错位感。
一位曾在法国留学的受访者提到，第一次在国外接受治疗时，当地医生并没有像国内医生一样规划用药过渡期，而是直接停了她原本使用的药物，“说上就上，说下就下”，反而加重了自己的病情。“出院之后我就有点儿转躁狂了，还出现了幻听等症状。”
在德国留学的晓华患有严重的焦虑症与抑郁症，曾入住勃兰登堡州府波茨坦的恩斯特·冯·贝格曼综合医院（Ernst von Bergmann Clinic）。她自称是“讨好型人格”，习惯性把责任归咎于自己，努力满足别人期待。
入院之前，晓华向一位德国咨询师阐述了“东亚小孩”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课题，但却只感到沟通的无力。“比如我说自己很难拒绝别人，然后他会说，你直接say no就可以了。老外完全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敢说不。”
住院期间，晓华曾接受过多元化的治疗方式，包括冥想、针灸、音乐疗法等。在音乐疗法中，患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乐器，并跟随音乐治疗师一起弹奏，通过弹奏乐曲传达自己的情绪。晓华选过吉他、非洲鼓，但她觉得并没有用。
“这个音乐我弹出来不好听，我不享受。而且，我的注意力全在我能不能做好这件事上。这反而加重了我的焦虑感。”在晓华看来，当时自己接受的治疗多数时候是“无意义的”。
出院时，晓华跟主治医生聊起病情。
“医生说我变好了，而我说这仅仅只是因为你给了我足够且对症的药物，而医院也给我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晓华说，她自己很清楚，只要重新进入社会，她仍然会痛苦，“所以不如就把我放出去，说不定过不了多久我就痛苦习惯了。”
其实在入院前，很多受访者都尝试过挣扎自救。
在实施自杀行为的前一个月，晓华曾拨打了100多个电话主动寻找心理医生，均遭到拒接。晓华告诉记者，“每拒接一次，我就痛苦一分，我在想这是为什么呢？”
德国心理医生数量少，医生收治患者的数量有限，且治疗周期长，医生会与一个病人进行长时间的对接。同在德国的雨桐也有相似的经历。确诊重度抑郁症的她，为了约到一位心理咨询师，打了30多个电话，打遍了“村里所有的治疗师”。
心理医生预约难，是多位受访留学生的共同经历。
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疗中心精神科执业护士陈烨琪向记者表示，在美国，医生预约制度与保险种类挂钩。以预约精神科医生为例，许多美国家庭都有家庭医生，通过家庭医生推介的方式可以预约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专家，排期大概是3至6个月。留学生群体可以购买学校的医疗保险，但许多留学生会出于价格、校内医疗水平等因素自行购买商业保险，继而在预约上“碰壁”。
据陈烨琪所言，由于不清楚预约方式的差异，留学生们容易选择到最麻烦的方式，他们忍耐着抑郁、焦虑的痛苦，进入普通预约的人群，在以月份为时间单位的排号队伍里苦苦等待。
医院给患者发放的软铅笔。（受访者 / 图）
精神病耻感
23岁的小段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经济学本科学位。因为羞耻感，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她无法向心理咨询师敞开心扉。咨询时，她习惯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文字，并在心理咨询师阅读时仔细观察对方的表情。
“如果他的面部表情是正常的，还跟原来一样，我就默认我被接纳了，我没有被觉得是异类，觉得奇怪或者病态。”
在跟这名心理咨询师进行第30次治疗时，小段终于愿意开口倾诉。
很多受访中国留学生提到，他们起初对心理咨询容易感到不适和羞耻。甚至有人把抑郁视作脆弱的表现，害怕旁人由此而来的异样目光。
长期以来对精神健康问题的污名化，阻碍了中国留学生求助的脚步。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员袁杰告诉记者，这与国内外心理学科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关，“国外心理学科发展更早，咨询体系更完整，在大学生群体中精神问题是一个普遍能被接受的事情。”
小段说，她的羞耻感不仅来源于别人的异样目光，还有父母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有色眼镜。“我妈妈知道我住院的时候吓坏了，我花了很大的工夫安抚她。”
多位受访者都表示不愿与父母沟通病情。
在他们看来，千里之外的父母难以理解他们的精神困境，甚至其成长过程中的很多精神危机恰恰是由父母造成的。
自称是“东亚家庭成长起来的小孩”，晓华更是选择完全对自己“典型的中国父母”隐瞒病情和休学状态。她只告诉父母自己是回国休假，事实上，她每周都去见心理咨询师，频繁去精神科医生处拿药。
两年前，父母就曾发现过她的割腕伤疤。她的妈妈将她的伤疤拍照发进家庭群中，爸爸则冲进她的房间质问：“你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女孩子家家这样以后怎么办？”除了质问指责和冷暴力，晓华并没有从父母那儿得到任何帮助。在她的敷衍伪装下，此事便不了了之。
许多中国家长缺乏对精神问题的认知。他们往往回避或者不承认孩子存在精神健康问题。
美国纽约州北部一所精神病院的住院部临床心理咨询师Chris和记者分享了一个中国留学生患者的案例，对方家长始终不相信孩子罹患人格障碍和轻度精神分裂，认为孩子只是性格问题、状态不对。
在父母的影响下，孩子拒绝接受治疗，最终因为精神风险被学校遣返回国。“其实他的状态并没有非常严重，如果能及时接受治疗，完全可以变得稳定。”Chris惋惜道。
患者接受团体咨询时拿到的材料。（受访者 / 图）
什么唤醒了“魔鬼”？
在访问中，我们一直在追问，究竟是什么唤醒了这些年轻人体内的“魔鬼”？
16岁就前往德国读高中的雨桐反思，她曾面临个人身份定位的危机。早早来到德国让她性格“德化”，但被当作外国人又使她难以获得归属感。
“未成年出国留学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trauma（创伤）。”雨桐认为，多数人都能走出这种创伤，但是“这种创伤给大脑带来的影响是很难改变且不容忽视的”。
同样地，“创伤”一词也贯穿在另一位年仅17岁受访者的经历中。
Lily小学没有读完时，就随妈妈前往荷兰。在中学阶段前的语言学校里，因为语言障碍和内向性格，Lily遭遇了种族歧视。她回忆道，当时的同学用荷兰语当众指着她大喊“她是中国人”，其间还夹杂着许多听不懂的议论。此外，她还被班里的男生带头排挤。
与此同时，同样并不擅长荷兰语的妈妈也难以和老师沟通，只是一味劝她“不必在意”。巨大的压力下，Lily在学校里变得“特别不合群，特别怕见人”，甚至一度不敢出门。
后来，在中学的学业压力下，Lily出现了自残行为，情绪状态时好时坏；15岁时，她又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开始被转诊到心理机构和医院，一度靠营养液维持。
治疗过程中，Lily提到她被医护人员反复告诫：“不管你有多焦虑，你就去吃东西啊，吃不就好了吗？”在医院，她如果吃不下饭，也喝不进营养液，就会被插鼻饲管，“直接给你怼进去”。
对于成年后出国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同样有别的困境。
“不幸。”康馨这么向记者总结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的生涯。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师对教学的投入程度，都令康馨不满，“我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上这些破课。研究生就是他们的cash cow（摇钱树）。”
这所常春藤名校研究生一年的花费，抵得上她本科四年在中外合办大学的总和。康馨总是对高昂的留学开销心怀愧疚。尽管父母也全力提供物质支持，但从有意无意的话语中，康馨还是察觉出父母将送她留学视为投资的心态，这种期待成了压在康馨心口的重石。
将投资成本赚回来的紧迫感、一年的学制，让康馨一来到美国，立刻投身就业大军。那时，她甚至还没摸清楚房子周围的环境。
留美工作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绝非易事，为了找一份工作投出上百份简历并不少见。康馨还面临着更大的问题，她告诉记者，相比于计算机、数据分析这些中国留学生常见的工作领域，美国就业市场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供一个读社会科学的留学生选择。
11月，纽约的漫长冬季已经开启。经过几个月的无尽焦虑和等待，康馨投递的四五十份简历终于换来了一个面试机会。面试邀请来自康馨非常向往的一家公司。精心了解公司信息，向已经入职的师兄师姐请教，康馨为面试付出了大量心血。面试进行得很顺畅。在满心期待中，她等到的却是冰冷的拒信。
纽约冬日里，黑夜和冰霜总是早早降临。每日为学习、找工作忙碌的康馨感到前所未有的寒冷和疲惫。生长在南方的康馨从未感受过“这么冷，这么讨厌的冬天”。在这个结着冰的冬天里，抑郁的情绪终于爆发。
在医院，营养液通过鼻饲管打进患者体内。（受访者 / 图）
承认是治愈的开始
多名海外精神病医护人员介绍，入院后，患者需根据病情接受“阶梯式”诊治。
以美国为例，据陈烨琪介绍，因为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床位有限，一般病人最多待一两个星期。如果病情不见好转，就要转移到精神病疗养中心来，后者一般可以待一个月到数月不等。如果治疗时间继续延长，就可能转移州立医院里。
她表示，美国精神病院分为多种类型。州立精神病医院（State psychiatric hospital）一般只接受最严重的病人，“有患者可能住上十几年”，但是这种案例非常少见。而精神病专科医院（Private Psychiatric hospital），有自己的入院标准与体系，不是很容易进。较为常见的是综合医院的精神科病房（Psychiatric inpatient unit within general hospital），一般接收从急诊室或者其他科室转来的病人。
而能否出院的主动权，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患者手中。
“只有承认了这是个病，他们才能从中走出来。但遗憾的是，很多学生和家长并不承认这是疾病。”陈烨琪解释，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诊断并没有像常规疾病那样明确的量化指标。而且，部分抗抑郁药物有潜在的副作用，患者服用时心有担忧。再者，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服用精神类药物似乎带有耻感。
“但是，再坏也不会比得抑郁症坏了，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再后悔已经晚了。”陈烨琪建议，如果确诊了精神疾病，还是应当遵从专业医生的建议，及时按期服用相关药物。
有多年心理咨询经验的袁杰告诉记者：“所有的心理咨询都有一个前提，即来访者自身具有一种力量，相信自己是能好转的，这是治愈工作的前提。”
长期的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并没有缓解雨桐的重度抑郁，但她并不想放弃，如今，雨桐正在德国积极准备本专业的国考，期望顺利毕业并获取从业资格。一个月前刚出院的她说，“每次出院之后就想着重新开始一下生活，再试一次。”
出院后的康馨发现“原来什么都不做，天也不会塌下来”。今年五月康馨哥大研究生毕业，目前仍然在美国为找工作忙碌，但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找不到工作充满恐惧。
“十年之后的你和现在的你完全不是一样的人，所以就不要以现在的状态去设想，活在当下。”尽管还在吃药，但康馨相信，她正在逐渐掌握应对病情的办法。她相信，下一个纽约的冬天，将不再那么寒冷。
精神病院休息室里，一名受访者在晒太阳。（受访者 / 图）
（应采访者要求，Lily、博文、康馨、晓华、小段、雨桐、Chris为化名；另感谢受访者Haku、陈憨憨、小金鱼、喵呜、Apr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