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宁：中国互联网企业社会创新已到关键转折点 | 互联网行业CSR论坛

7月25日，由南方周末主办的第四届互联网行业CSR论坛在广州召开。作为南方周末“社会责任月”系列活动，第四届互联网行业CSR论坛以“发现企业社会创新力”为主题，汇聚机构、高校、企业、媒体代表共同回顾互联网企业开展社会创新的方法和成果，并探讨其创造更大社会价值的途径。

今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30周年。在论坛现场，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理事长杨东宁以《互联网企业社会创新的挑战与机遇》为题发表主题演讲。

以下为发言内容实录（内容经嘉宾确认）。

中国互联网企业社会创新，乃至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临界点，也可以说分水岭时刻。特别是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企业，比如互联网企业，在社会创新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能否建立主题鲜明、内容充实的全新类别，即围绕原创实践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如果不能，那么不管多努力，这些努力将始终会被定义，随时会被稀释，这是我的看法。

最大的机遇是借助技术和平台的能力，同时深耕多样化场景，快速建立全新的领域。为什么要建立全新类别或领域？领域是不同组织之间基于共识的交流互动范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社会创新已萌发和积淀出其自有的形态和模式，但只有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才能打破僵化的规则壁垒，充分吸收创新价值，最大化改革成果；才能打造一个理论体系，至少是理念体系，掌握话语权和自主道路的合法性。这里，僵化的规则壁垒，我指的是削足适履地引入ESG并把它绝对化。而我所谓新的理念体系，是指将像腾讯SSV那样的，以及相似或互补的创新实践模式提炼和推及一般化。

社会创新是一个新兴场域，警惕社会创新陷阱

大家知道社会创新是利用全新的或者是未必新、但有用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具体方式既有强调竞争和效率的市场手段，也有强调重在公正性的开放参与方式，它实际上涵盖了两种方式之间的广泛谱系。社会创新是怎样起作用的？它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来起作用，这些社会关系既包括竞争、合作，也包括交换和冲突，为此，企业社会创新需要洞察机会、尝试方法以及采取倡导推广等行动。而它是怎样维持的？它实际上也往往为企业创造和应用新技术、新服务、新实践等提供一种杠杆支点的作用，所以它能创造可持续价值。

但是，我们必须得警惕社会创新陷阱，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创新投入度越高，推动可持续转型的成效就越好，社会创新策略混乱，或一味求新，可能效果适得其反。企业社会创新策略首先要立足企业能力，保持长期一致性和适当的节奏等，而且有时候我们现行的经验和传统的智慧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必要对相关概念做些系统的梳理，尽管这相当复杂，我有几个结论性的看法：

从发展历史上看，企业社会创新、企业社会责任、ESG、企业可持续性等概念有融合的趋势。从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来看，存在着本体论和世界观方面的差异。比如说企业有可能在社会中嵌入过度或者嵌入不足。嵌入过度，企业就没有办法去改变现状；嵌入不足，企业又难以识别真正的核心问题。又比如说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从何而来，主观主义的观点认为肯定是有了企业就有了相关方，但客观主义认为，有了相关方才可能产生企业，这些分歧实际上是存在的。从哲学基础来看，实际上都认可伦理原则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系统科学，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从概念测度上来说也有类似的方法学。比如除了ESG之外，还有像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都是多维、多指标、多数据类型的，而且都面临着总体性或指数性评价算法上的问题。但是，概念测度的分歧实际上也是明显的，即便在同一概念中，比如像ESG，大家知道各种评价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差异的，首先有方法学原理方面的因素，比如MSCI，它更偏向财务价值导向，而研究人员使用最多的KLD数据库则是多重价值导向。其次，有应用条件方面的因素，数据质量不仅取决于数据的供应者，也有赖于数据使用者，而目前使用者很少了解相关的指标属性和数据噪声。第三，实证结果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投资者被灌输的思想（或者投资者自己认为）是投资ESG表现好的公司可以得到不错的财务回报，但是通过这么多年数据来看ESG表现好的公司股票回报并没有很好，所以现在这种正相关性假说已经开始遇冷。但是，更令人担心的是ESG咨询市场不规范的因素，包括其中评级和咨询混业等现象，原本以透明和道德为导向的工作，包含了全行业长期努力，但也存在惊人的灰色交易，也有更负面的管制俘获风险。

建议在纷繁概念体系中确定本位概念

从理论上讲还有很多悖论，暂且借用鲍曼悖论来讨论一二。这个悖论是企业风险和收益出现负相关，而不是风险越高收益越大。风浪越大鱼越贵，这种正相关应该很容易理解。但确实出现负相关，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就是风险偏好问题，另一种则认为这纯粹只是一个实证统计结果而已，也不需要理论解释。最近有研究引入相关多元化这样一个类似工具变量，它反映了范围经济性，通过这层滤镜，发现正相关性确实存在而且有其道理。所谓的正相关性就是企业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能保持收益的不变或者增加，这给我一个新的启发：企业的社会创新实际上也有范围经济性，因此有可能使得它既创造社会价值，也增加企业财务价值。为什么能有范围经济性？以腾讯SSV的社会创新实践为例，基于企业产品业务核心能力，结合场景和社会需求，创造社会产品，解决社会问题，这个过程中就包括同期的资源共享和跨期的资源复用，相当于范围经济。

尽管如此，SSV这样的企业社会创新努力，是“卷”向社会轴的。但是，ESG是不同的逻辑，它有它的路径依赖，它确实衡量社会绩效，但却是“卷”向财务轴的，这一点需要另作分析。我们再来参考制度理论的场域学说，根据交换型场域（包括产业性、专业性和社会动员性）和议题型场域（包括竞争性、界面性和链接性）的各自特征，总体比较来看，CSR、ESG和SSV（泛指可持续社会价值）这三个概念可以并列起来，分别具有专业-界面、产业-竞争和社会动员-链接的典型特征。以下展开这方面的讨论。

社会科学的术语概念都是人为造设物（artifacts），也很难完全彼此独立。我建议要在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纷繁概念体系中确定本位概念，即CSR、 ESG和SSV、三个本位概念，其上位概念就是可持续发展（系统科学）、应用伦理学（伦理原则）和制度场域论。下位概念则有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公司公益和战略慈善等。各种披露标准、报告指南、机构指引等属于工具概念，相应地还有一些方法概念，例如KLD评估、DJSI指数、MSCI评级等。还有一些隐含概念的内部联系非常重要，以自愿碳交易市场为例，它的方法学发布机构比如Verra，取得一个名为自愿碳市场交易透明委员会的新兴机构背书，而这个机构是由贝索斯地球基金支持的，这里面有一些非常复杂的制度因素。

如何形成社会创新共识？

至此，我已经梳理或重置了相关概念体系。其中，SSV就被当作是企业社会创新的代名词。SSV有不同于ESG的领域思想。SSV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可以参阅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报告（2023）。在我看来，互联网企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普遍体现组织间协同或跨领域合作的特征，也正是企业社会创新的核心方式。

那么，如何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共识？我认为有了SSV和ESG这两个领域思想，就可以互补性地定义出CSR的轨迹和置信区间。

ESG是两个形容词再加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作形容词用），其完整的提法应该是后面再加上“议题”。ESG可以刻画企业的社会创新吗？我的答案是不能。随着财务价值导向成为ESG的底色，主要是MSCI在十多年前引入并确定了Innovest方法学之后，ESG可以刻画的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操作性轨迹之一。它主要反映某个企业的非财务性因素对其财务性因素的影响的敏感程度，可是目前的“热炒”正在把它给绝对化，我感觉就变成了刻舟求剑或画地为牢。

SSV将采取一种全新的方法学，它可能综合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质性和创造性，刻画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规范性轨迹，这也需要另作详细说明。管理理论的探索，应该包括参与对社会现实的积极重塑。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既需要把ESG规则“翻译”到组织内部，也完全可以把SSV范式“复制”到组织外部。可能这里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我想SSV和ESG恰好是CSR的“双飞翼”，正如我展示的双曲线图形，简洁而且优美，而且我们可以由此得到很多性质和延伸讨论。图中划分了不同的区域，注意也包括还没有提及的政策场域，比如政策限制和政策激励。其中，尤为必要和重要的是，它给SSV实践留有容错空间。

同时，并不是说ESG这只翅膀不重要，相反，我讨论的是如何正确认识和使用它，特别是在转向的过程中，这只翅膀要更有力。两翼一体，才能飞高飞稳飞远。

当然，对于构建全新领域的难度，是绝对不能低估的。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在为社会创新而建设更加开放性的创新生态系统的过程中，虽然能够链接广泛的社会资源，进行赋能催化和价值共创，但这种“开放堆栈（open supperposition）”式的探索，真正的风险恰恰在于赋能者能否“独自”打通整个系统的脉络，渗透进社会土壤，从而使更多微小的“善意”得以萌发生长。

中国互联网企业社会创新依然需要上下求索，但已经勾勒出最佳路线的方向，请勇敢前行。

因为涉及有待商榷的观点，希望能准确引用，也便于我可以提供更多证据和论述，补充甚至改变自己的观点。（观点引用方式：杨东宁. 2024. 互联网企业社会创新的挑战和机遇. 主题报告. 第四届互联网行业CSR论坛，7月25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