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何处是我学生的家？

黄灯在广州区家祠（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2020年，二本院校教师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出版。12月初，我跟随黄灯到甘肃庆阳采访，在陇东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的讲座结尾，黄灯说起她最近在做的事情——去了解学生的家庭。三年多之后的2024年，在广州再次见到黄灯，她“在做的事情”成为了一本新书——《去家访》。

家访对很多人而言，仿佛已经是遥远的小学时代的记忆，中学之后，这样的事情几乎没有了，大学老师去家访则未有听闻。“去到现场，才会有增量，才会让具体的人生动起来。”这是黄灯三年多前在讲台上说过的缘由，我坐在台下，觉得这更像是非虚构写作者的自我要求。

“叙述和描绘出‘讲台之上’和‘讲台背后’的双重教育图景，是我多年的心愿，五年的家访经历，让我意外地获得了机会。从某种程度而言，本书的完成，《我的二本学生》才算获得了相对完整的表达。”黄灯再次用到了“图景”一词。《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让黄灯为大众所知。这些年来，黄灯在逐渐展开她所见所闻所思构成的更为广阔的图景。

黄灯家的客厅里摆着两盆很大的鲜花，这是她的学生何境军所送。我采访过何境军。在《去家访》里，他提及自己“小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就是一个烂仔”。有一次在朋友家搞出恶作剧之后，朋友家人和善的态度，反而让他有了自我反省。他庆幸没有被咒骂或痛打一顿，假若那样，他可能真的滑向了烂仔行列。

何境军曾是考研大军中的一员，他和好友周泳彬在图书馆里想尽办法占座位的情形，令人记忆犹新。好友上岸，他没有。上岸的是少数。何境军现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一直表达着对罗翔的喜爱。“阳光照耀时，只需等那个阴翳飘过去，太阳就会重新现出来。”——他将此视为座右铭。

“穿过阴翳”的能力将学生的前途区别开来。黄灯写过一位叫李沐光的学生。这位学生的微信头像下有一段置顶的文字：“20岁，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我在教室神游，流云在窗户这一方天地游弋，下午的热风带来远古的声音。”

在李沐光身上，黄灯察觉到，“尽管家境贫寒，但他从未生出一定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这种难得的从容，也许与他从小获得了爱的充分滋养有关。”李沐光的母亲是越南人，她有着朴实的育儿观念。假如丈夫当着孩子的面骂脏话，她会跟丈夫理论，并阻止他。李沐光并不认为母亲有自觉的理念，她所遵循的是生活常识和对孩子本能的爱。

“爱”的作用几何？

黄灯提到过多次的张正敏的母亲同样来自越南。她在张正敏家第一次体会到了“家徒四壁”的含义。这里基本是毛坯状态的“裸露的家”，楼梯没有扶手，只有一间房有旧房门，厨房是家里唯一能看出装修痕迹的地方。

张正敏一心求学与母亲对她的支持，是其家庭的一种叙事，但她的父亲和哥哥被动接受社会的变迁，是更为基本的存在。在现场，黄灯亲眼看到了如此鲜明的对比。“教育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揳入正敏的生命后，她必须直面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羁绊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妈妈的支持，给了她通过教育走出去的力量和可能，那爸爸和哥哥的牵扯、妈妈的‘越南婆’身份让她感受到的不公，则构成了正敏成长过程中看不见的暗礁。”张正敏主动逃离“生命暗礁”的行动，让黄灯看到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起点出发、一步步往前走的勇气。“这是张正敏充沛的个体能动性，对原生家庭魔咒的破除。”

新书出版后，黄灯和白岩松做过一期节目。白岩松告诉她，如果你写的是一本学生，我就不来了。白岩松送给黄灯一本打印成册的集子，里面是学生写的读后感，《我的二本学生》是他给研究生们列的必读书之一。“他（白岩松）很认真，对我的书甚至比我还熟，一提到书里那些学生，他就知道。”

这本用A4纸打印的读后感集子里，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写道：“我们已经不像上一辈人那么敢闯敢做梦，不会对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感到惊奇，对个人力量感到渺小的丧文化和佛文化几乎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