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 | 并未反目的常任侠与徐梵澄

金克木于1941年赴印度游学,对于后来者又兼友人的常、徐二人交往情形,应该有所了解,并非无根之谈。但是揆诸常任侠日记和徐梵澄的叙述,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责任编辑:刘小磊

扬之水《〈读书〉十年》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记录金克木先生谈及徐梵澄与常任侠交往的情况:

梵澄是一九四四年去的印度(此前蒋介石到印度访问,欲与之修好,答允派两位教授去讲学),同行者为常任侠,但二人一下飞机后便反目了。常是左倾的,徐无党无派,但决不左向,于是各奔前程。

金克木于1941年赴印度游学,对于后来者又兼友人的常、徐二人交往情形,应该有所了解,并非无根之谈。但是揆诸常任侠日记和徐梵澄的叙述,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首先,常任侠与徐梵澄赴印度讲学时间在1945年12月11日,非1944年。此行是否与蒋介石访印时允派两位教授去讲学,以达中印“修好”之目的有关,显然也有臆断成分,因当时二人赴印的主要联系人为时任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

其次,称常、徐二位因志趣相左,“一下飞机后便反目了……于是各奔前程”,不知依据为何?或是因年久导致记忆模糊的错觉?这样说来似对前辈大不敬,但以常任侠日记相关内容来印证,确实可以读出另外一种版本。

在印度国际大学时期的常任侠。

在印度国际大学任教时的常任侠。

抗日战争结束后,常、徐二位在重庆结识,受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一起办理出国手续,并同乘飞机赴印之前的详细情形,在业已出版的常任侠日记《战云纪事》内有所记载,无须赘言。常任侠在印度时期以及1954年之后的日记,囿于种种原因,未能公布出版,就笔者目前所见,印度时期除缺失1947年内容外,其他时段内容尚有简略记载,其中就包括与在印度从事教学、研究、交往的徐梵澄、吴晓铃、金克木、巴宇、B.C.巴克基(华名施觉月)等多位中印学人的文字记载。这里不妨摘引与徐梵澄交往内容数则,用以回顾当年景况。

1945年12月12日,即常任侠、徐梵澄同机抵达印度之次日:“上午至注册局报到,并办居留证。赴中国银行领取兑来一千二百卢比。下午与梵澄至公园大街中国领事馆访陈质平,陈亦东南大学同学,略谈即出。”13日:“晨……出与梵澄购用品,并游两古董肆,价皆甚昂。”15日:“下午与梵澄雇汽车赴苏地坡参加甘地先生晚祷,灯上始返。”这说明二人下飞机后并未“反目”,而且还结伴出行,办理居留登记、购物并参加甘地晚祷活动。

1946年1月2日:“与梵澄备茶点,邀中国学院同人。”1月29日:“与徐梵澄口角,此君甚自私,许景宋文中所谓鲁迅遇到的极自私怯懦的德国留学生,即其人也。”2月22日:“金冬心端砚向徐梵澄收回。晚间与吴晓铃、金克木赴木克而济处观其所作书。”3月10日:“为梵澄借去一元(还)。”3月12日:“梵澄借去二元(还)”。这里记录了常、徐二人备茶点招待由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同人,应该有“初来此地,请多关照”的意思。在中国学院内,常任侠教授中国文化史及印度史,徐梵澄讲授中国哲学、佛教在中国以及中国历史。不久之后,二人发生口角,日记中没有交代原因,有似周氏兄弟失和时,各自的日记中不约而同地隐其原由,留待后人索解。常任侠通过索要徐梵澄借去的金冬心端砚,来表达不满。需知,这方购自战乱迁徙中冷滩的小砚,曾借给书法篆刻家杨仲子使用过,应当视为对交往极密切友人的情谊之举。常任侠嗜好藏砚,即在赴印前不久的重庆时,面对新购得的一方凤滩砚摩挲良久,爱赏不已,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余已有七砚,一得自徽州屯溪,金星大品极可爱;二得自南昌,金星方砚,曾借与沈尹默,刻诗其上;三得自武昌一刻字人处,有篆书款识曰“百廿砚斋第二十七品”,盖为金冬心故物,端质极宜墨;四得自长沙大火前三日,瓜形银星歙石小砚,与翁大年刻何绍基小章同来,亦为何子贞故物;五为一小端砚,民国十一年得自南京文昌巷(花牌楼)一古董肆。时余甫入初中读书,随身用之廿馀年,之北京、青岛、普陀、匡庐,之日本京都、东京,皆未尝去身,战后携以俱来,与余共事最久,惟此砚矣。沈尹默为刻“思元室”小铭于背,思日本妻前野元子夫人也;六为端砚,以贱价得自重庆鼎新街古董肆,石质甚佳;七为此凤滩绿砚,沉泥质,为钱竹汀故物,紫檀盖,刻钟鼎文亦佳。除旧有思元室小砚,此十年乱离中,凡得六砚,如能宝之勿失,亦足以自娱矣。

珍爱、自得之情于此可见。或许正是这种发生口角后显现出来的“决绝”举止,加之常任侠与金克木对时局看法各异等情况,给金克木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竟然在多年之后,演绎为常、徐二位由于志趣相左而“各奔前程”的结论。实际上通过二人在经济上保持着借还钱的事例来看,还算不得反目绝交,恐怕只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而已。

1946年11月9日,科学家竺可桢来访印度国际大学时合影。左起:常任侠、巫白慧、徐梵澄、谭云山、李书华、竺可桢、瞿世英、译员。

1946年11月9日,科学家竺可桢来访印度国际大学时合影。左起:常任侠、巫白慧、徐梵澄、谭云山、李书华、竺可桢、瞿世英、译员。

跳过日记缺失的1947年,不去作任何的无端推测,直接进入到1948年5月19日:“下午徐梵澄来,请其吃茶。与梵澄赴浩拉车站,七时归。”12月28日:“梵澄来未晤。”这时常任侠与中国学院聘期已满,离开了印度国际大学,前往加尔各答的华侨中学担任讲师。对徐梵澄的来访,常任侠款以茶点,一叙阔别情形,再送行赴车站,独自而返,不知诗人的心中,又将浮想联翩出怎样的诗句。去年中秋日,曾与徐梵澄罍樽痛饮,拈韵作诗,留下了“渐觉形影寂,静无猿鸟喧。……既无兄弟乐,更负庭帷恩。郁郁怀故宅,耿耿望里门”“久为羁旅客,按辞容颜赭。醉后乘白云,玉宇任游冶”的惆怅郁勃之句。这之后,常任侠因从事民主活动而遭到印度警方的搜查传讯,徐梵澄的来访未晤,竟然上演了一别三十年“各奔前程”的人间悲剧。然而,二人在印度时期基本上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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