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星球》漫游者，怀念那个敞开看世界的人生阶段

郑昌每年至少旅行一两次，很多友谊在路途中建立。在国外穷游，不同的异国面孔拿着一本《孤独星球》，就像对上了暗号。

这本旅行指南通常很笨重，从纸张到胶水都要求符合环保准则。当一个人的来处是另一个人的目的地，他们会互相交换，在东南亚的青旅里，郑昌和一个与他路线正相反的陌生人，交换得到了一本《越南》。后来，那本《越南》也被他换给了其他人。

“你根本不知道这本书过了多少人的手，去过多少地方。”2014年，郑昌刚刚大学毕业，在间隔年花了3个月去东南亚穷游，背上《老挝》《泰国》两本《孤独星球》就出门了。他说，那些带着《孤独星球》的人，往往能成为旅行中的好朋友。

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是世界最大的私人旅行指南出版商，被奉为“旅行圣经”。2024年6月底，在它进入中国市场18年后，最终宣布退出。社交媒体上，无数人开始打捞过去十多年来，这本旅行指南所见证的路途。

1970年代，创始人托尼·惠勒和妻子莫琳·惠勒决定以穿越亚欧大陆的方式度过蜜月。旅行途中，经济一度拮据到要卖掉车，抵达目的地澳大利亚时，兜里只剩两毛七分钱。讲述这段经历的《便宜走亚洲》畅销海外，《孤独星球》也由此成立。

2009年起，《孤独星球》开始招募中文作者。2013年成立中国办公室，对国外作者此前写作的旅行指南进行翻译、校对，同时派出中文作者做本地调研、写作。

《孤独星球》奉行老派的写作原则，每本指南都依靠作者实地体验，平均每隔两到三年出新版。从策划到印刷出版，通常需要花费一年至一年半。

在以秒为单位更新的资讯市场，这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受到疫情的影响比较大，和国内出版社的合同也到期了，再加上总部战略上的考虑调整，最后决定把中国的业务结束。”孤独星球中国区内容总监谭川遥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

《孤独星球》在中国的火热仰赖于背包客文化的流行。谭川遥观察，1990年代至21世纪初，背包客深度游在中国蓬勃发展，“那个时候，大家有往外闯或者探索的欲望，虽然没那么多钱，但有很多胆儿，时间也多，不像现在这么卷”。

不同于浮光掠影的攻略，《孤独星球》携带着一整套旅行价值观，曾经指导和影响了一代年轻人如何上路，与世界相处。一本指南的退出，也见证着这种旅行方式的式微，被特种兵式、网红打卡式的旅游所取代。

孤独星球中国办公室，成立于2013年。（受访者供图）

郑昌是《孤独星球》的资深读者，他曾在伊朗的青旅里认识了一位广西的同好，两人结伴去了埃及、约旦、摩洛哥。他们相约一同去趟印度，到恒河里裸泳，郑昌带了一块硬盘专门存储照片，就起名为“恒河裸泳”。不过，这一宏愿未能实现，广西人在旅途中拿到了新工作的offer，提前结束旅行，两个人就在约旦的死海挑了一块野僻的水域，游了游。

回国后，两人的生活范围相距遥遥，再没什么联系。郑昌后来又去过很多地方后，很多往事都因记忆的模糊而丢失，却仍然记得那次在死海的裸泳。

一种邋遢、风尘仆仆的旅行

2017年，在俄罗斯拥挤的站台上，刘昊收到了入选《孤独星球》中文作者的通知。她曾是《孤独星球》的忠实读者，后来陆续参与《海南》等地指南的写作。成为作者后，刘昊才发现，《孤独星球》有一套完备而严密的写作攻略。

“大到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小到只是北新桥的一家小馆子，”谭川遥说，为追求客观，每一个地点的呈现都有具体的制式要求。也因此，写作手册有些复杂，还会有另一个专门的手册来解释如何使用它。

《孤独星球》推崇“负责任的旅行”。例如在斯里兰卡，会建议不要买象牙和一些特定产品，“因为这些东西背后可能是不合理的劳工制度，使用了童工。”刘昊说，《孤独星球》里常常呈现出一种相对成熟的主观性。

刘昊记得，培训时一位编辑举例，某作者写整治后的三里屯路面“不粘鞋了”，这远比“焕然一新”生动许多，重视人在旅行中的感官体验，“像诗人在提炼一个词”。

有时还会出现春秋笔法。谭川遥记得，有作者去某地的咖啡店，对口味和景观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