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为何成为恶魔与暴政的代名词？“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处）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是精英主义者，一直向上看，自我期许也很高。他说的这段话，也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要君子都向上流奋斗。

在周人和后世的叙事话语中，商纣王是邪恶与残暴政治的代名词。在漫长的历史演绎过程中，这个历史人物逐渐变成了一个符号象征，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活人，而是“魔鬼”的代名词。

焚烧玉器、牝鸡司晨与酗酒的指控辨析

实际上，商纣王的很多行为，在殷周之交的时代，并非属于丧心病狂的罪恶发作，而是被包装的结果。例如，东周文献中多次提到商纣王俎醢侯伯的行为，其实并非是他个体人格的残暴，而仅仅属于一种殷人政治文化的古老传统（王晖：《自序》，《古文字与商周史》，中华书局，2003年，第10-11页）。

他的很多行为，都可从殷人的宗教文化礼仪角度来获得理解，如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他战败自焚时，佩戴了大量的玉器。实际上，这种焚烧玉器的行为，便有古老的传统，能够追溯到文明起源前夜的良渚文化，那里有许多玉璧都遭受过焚烧（南京博物院、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殓葬”述略》，载《文物》1984年2期）。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说，商纣佩戴玉自焚，与此种古老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62页）。

再比如，周人指责商纣“惟妇言是用”，而实际上，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可知，殷文化中有贵女和重视母系的习俗，商代女性亦多参与政治活动。商纣之政谋及妇人，并非道德败坏，而是习俗使然（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5-391页）。

至于酗酒的指控，则亦属于殷文化的传统而已。还有学者甚至认为，纣王的疯狂行为，可能是因为商代晚期青铜器铅含量可以高达百分之二十，导致慢性铅中毒的妄想症和狂躁，以及脑病或精神病等（童恩正：《酒与商代的灭亡》，载《历史知识》1989年5期；朱彦民：《商代社会的文化与观念》，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44-547页）。

当然，纣王被符号化的情况，显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