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公益慈善处于转型阶段，发展需要专业化

2024年6月28日，粤港澳大湾区“一老一小”社会服务创新交流会于广州南沙举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王振耀在会上作“善经济与社会服务模式创新需求”的主旨分享。在探讨善经济对生活性服务领域影响的同时，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就当前公益慈善行业变化、健康发展、影响力发挥等方面与王振耀进行对话。他认为，“善经济”是整个时代的趋势，当前公益慈善处于转型期，通过专业化才能更好带动行业发展，发挥公益慈善在促进基层治理和国际交流中的影响力。

粤港澳大湾区“一老一小”社会服务创新交流会王振耀作主旨分享（受访者供图）

“善经济”浪潮下公益慈善面临转型

南方周末：近年来你在不同场合都提及“善经济”，什么是“善经济”？“善经济”对于政府、企业、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分别意味着什么？

王振耀： 2013年，我在研究社会和经济发展浪潮时提出“善经济”的概念。当时西方学者称这一概念为“慈善资本主义”，对比了各种理论和说法后，我认为在中国用“善经济”来表述更贴切，也更接近中国文化。它是指国家在进入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这时商业逻辑从争多转变为争好争善，经济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社会价值和商业向善。

商业文明转变带来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老百姓注重情绪价值，这反映在淄博烧烤、贵州村超、天水麻辣烫等现象的流行上。这些变化也促使公共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地方政府更重视服务职能。善经济发展迅速，受信息技术推动形成一场巨大的社会浪潮，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公益慈善组织，这既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方面，人们更愿意行善，社区慈善服务和捐赠的需求增加，这为公益慈善组织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传统的公益慈善路径可能跟不上时代发展，需要创新服务方法，提高服务质量，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善经济的潮流影响下，公益慈善组织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实现自己的升华，已经是更为迫切的挑战。

南方周末：近年来中国公益行业迎来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修改以及配套法律法规修订或制订，你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这些调整和变化给行业哪些启示？

王振耀：我认为宏观政策对慈善事业是非常积极的，尤其在慈善法的修改过程中，北师大和中科院承担了全国人大委托的慈善法评估工作，这表明相关部门对于公益慈善的发展整体都是积极、肯定、鼓励的态度。

其实这在机关名字的设定上也有体现。2008年，我参与组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并担任司长，之所以不叫慈善事业司，正是因为机构定位就是“促进”，而非严管。要促进慈善事业发展，需在政策上调整，对公益行为给予宽容、理解及支持。

当前政策方向不变，慈善法修改过程中，各方基调都是促进。一些省区做出了宝贵探索，如浙江、福建、江苏等地，县一级基金会注册数量较多，全国1000多个县一级的基金会，浙江就占了大约 400 个。这些地方的做法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说明当地党政干部和机关对慈善工作的理解可能更深刻。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如何把握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些地方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南方周末：随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公益慈善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在你看来，现阶段公益慈善在我国不同领域扮演什么角色，发挥哪些作用？

王振耀：如今公益慈善的角色和作用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疫情期间，应急慈善发挥了显著作用，特别是在武汉抗疫时，海外华人积极捐赠各类防疫物资，极大地纾解了国内医用物资匮乏局面。正因如此，湖北省将应急慈善专项纳入慈善条例，随后修改后的慈善法也把应急慈善定为专章，中国的应急慈善这一专业词汇由此诞生，这在全世界都是独有的。

公益慈善从最初的救急救难、济困扶贫，不断被时代赋予新的含义并不断向不同领域拓展。例如在文化生活中，慈善开始关注心理健康；在艺术文化领域，慈善致力于进行创意探索；又如经济领域，慈善在乡村振兴中以特有的逻辑发挥作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都通过公益广告助力乡村振兴，甚至机场售卖贫困山区的货品，形成了慈善消费。慈善已进入新阶段，拓展到经济、创意领域，提升了情绪价值。我们需要关注这一倾向和潮流，因为它正在朝文化等多方面发展。

另外，慈善文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中国改革开放40年积累了经济基础，在追求更好发展的同时开始重新探寻中国文化的底蕴。中华文明逐渐展现出内在张力和价值，逐步走向新的复兴，中国的公益慈善理念也更加自信，更有底气。

专业化，才可健康化、品牌化发展

南方周末：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及要支持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在你看来，该如何理解“健康发展”？“健康发展”有哪些是关键？

王振耀：公益慈善的健康发展需要专业化，通过专业化把社会大众的爱心和善意，有组织、有系统、有规范地汇聚起来，但在这方面中国的公益慈善仍存在着较大提升空间。

以志愿服务为例，一是目前还停留在奉献劳动的阶段，未充分挖掘退休老师、医生、警察等有专业技能的志愿服务力量。二是统计未专业化，目前只统计志愿人数和服务时长，未体现不同价值的服务分类。三是整体管理需体系化，如登记管理的规范，保障体系的分类分级都有待优化。

以社会捐赠为例，一如大众募捐，像香港每周卖旗募捐，组织有序形成一定规范。募捐的有序性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二如慈善商店，在很多国家这是社区重要的捐赠来源和援助站点，但目前我们的慈善超市未能充分满足这些需求。

以慈善事业专业管理为例，全社会对一些关键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比如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收入是否合理，国外慈善组织人员的收入与普通大众的收入相当，仅前几名高管的收入标准有所限制，且限制主要来自理事会。比如募款成本，我国尚没有明确规定，而全世界的募款成本通常在 20%上下。此外，为募款付出的劳务是否应给予报酬也有待明确，同时行政成本方面也存在争议。尽管慈善法规定了慈善组织可以投资，但像宜家家居公司那样由基金会办的公司在我国尚未出现，大家也不知道如何操作。很多国家的慈善组织政府购买服务占大头，但政府如果固定给慈善组织拨款大众能否接受？

虽然修改后的慈善法明确了部分公益慈善的责任和程序，但对公益慈善的专业化、职业化还需要全社会在观念和理念上做出转变，这需要通过社会公共教育以及媒体呼吁来推动。

南方周末：民政部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加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公益慈善品牌建设，打造有竞争力的服务品牌，在你看来，品牌对公益慈善意味着什么？加强品牌建设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王振耀：品牌对于公益慈善最直接的反馈体现在募款，尤其是大额捐赠。说到公益品牌，希望工程是公众皆知的第一品牌，因此很多企业家会更愿意给希望工程捐款，或者向其他机构捐款，希望项目未来可以做到如希望工程那样品牌化。这充分表明，慈善升级，品牌建设是必然之举。

公益慈善组织想要打造公益品牌，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必须切实深入地了解社会的长期需求，通过严谨的调研和分析，准确把握需求的本质以及其可能覆盖的规模。第二，要善于发挥创意。基于充分了解真实社会需求的基础上，依据品牌的内在规律，精心设计出让大众乐于接受的方案，或易于特定人群接受的方案。将这两方面有机结合，才有可能塑造出成功的品牌。而要达成这种结合，重要的是勇于面对和理解社会的真实需求，同时需要提升慈善服务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这也需要咨询机构和专业化机构的参与。

南方周末：信任是公益慈善的基石，但不定期出现的如以慈善名义诈骗等现象一定程度损害着公益慈善的形象，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你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改善这些现象？

王振耀：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公益慈善领域确实出现过一些不良现象，有人以公益为名作恶，但不能因此否定整个公益界。即便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发生过瓜分募捐款的丑闻。然而，事件发生后，当地司法机关能够冷静处理这些问题，与此同时公众依然继续在社区进行捐赠。他们认为捐赠首先是为了自己，包括改善社区公共环境，支持社区的弱势人群，他们将个别恶人与自身的捐赠行为进行区分。

另一方面，也需要制定程序、规范来防止这些不良行为的发生，其中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公开透明，当然公开透明不能走极端，并非每一张发票都要放到网上，需注意保护捐款人和相关当事人的隐私，避免造成没有尊严的慈善。二是建立严格的理事会制度，使慈善组织治理体系符合慈善法的基本规定，尤其是重点包括慈善财产的管理体系，募款行为的管理规范，把握住主要环节才可以有效预防这些不良现象。

慈善领先，促社区联动及民心相通

南方周末：公益慈善要更好发挥作用离不开政社协同，这些年在社会治理上也强调“三社联动” “五社联动”，从你的观察看来，社会力量的联动存在哪些障碍？如何打破这些障碍？

王振耀：五社联动强调慈善先行，社会动员才是关键，尤其需要大众参与进其中，激发群众的公共精神才是实验成功的重要因素。

以我老家河南省鲁山县为例，一个民风淳朴的贫困县，起初只有企业家向我们村捐款。我提出不让企业家唱独角戏，自己率先捐款并带动其他村民捐，一元小钱也是钱，只有自身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才能觉得这件事情与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有关。实际操作中村民捐款远超预期，村与村之间通过捐款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和风气，从村扩展到乡镇，最终全县参与。大众慈善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让大家有价值认同感，促进事情的开展。

无论是三社联动还是五社联动，公益慈善是基础，激发公共精神是关键，社区联动是必然。

南方周末：公益慈善近些年也成为一种“软实力”参与到“一带一路”或其他国际交流，你认为公益慈善在国际交流中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对未来公益慈善的国际交流有哪些建议？

王振耀：公益慈善在国际交流中有利有弊，首先，中国慈善捐赠具有真诚的特色，往往发自内心，直接帮助对方，满足对方最急迫的需求进而获得受助方的认可和接纳，促进民心相通。其次，贴近民生的捐赠方式，例如在非洲帮助当地居民种菜，满足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能够产生同频共振，增强交流效果。

但我们的公益慈善在国际交流中也有劣势，一方面在国际捐赠方面经验不足，不太善于把捐款用到更高效、更有影响力的地方。另一方面走出去的大型企业，在投资项目时还尚未充分利用基金会和社会组织，将公益与商业相结合提升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对未来公益慈善国际交流的建议，一是政策支持，将慈善法中鼓励国际交流的条款转化为具体的机制，并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制定相应条款，为慈善组织走出去提供特殊政策支持。二需要加强培训，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例如发达国家对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培训模式。三是鼓励年轻人到国际组织任职，提高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以及国际化程度。四是充分利用外交官等资源，鼓励其退休后为公益慈善事业服务，发挥他们的经验和人际关系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