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情感有时也是一种劳动，一种生产

（受访者提供/图）

一个男性理论家每天面对家里冰箱的时候，在想些什么？

冰箱，它让过量的被屠宰之物存储下来，而不至于腐烂。“或许正是因为对冰箱的想象，大规模的对动物的屠宰才成为可能。”在2015年首次出版的随笔集《论家用电器》中，清华大学人文学者汪民安这样想到。肉与血腥分离，屠杀给人的道德眩晕感由此隐身不见。这些深埋在日常之下的惊悚，这些私密的联想与感受，正是汪民安“理论的激活”的源泉。

“首先要有一个写作对象，或者说写作形象。我的思考和写作是从这个形象上发展起来的。”这种风格最早开始于一篇写《家乐福》的文章。

1990年代中期，汪民安住在北京朝阳的西坝河一带，其时，欧洲零售巨头“家乐福”在那里开了它在中国的第一家超市，他也刚刚得到人生第一份工作——记者。工作很无聊，无所事事的时候，家乐福是他爱去的地方。大型超市的购物经验对他而言是全新的。必须存包，必须从二楼滞销物品开始逛起，然后，必须下楼。他发现，一旦迈进家乐福，消费者就被一个强大的权力机制引导和操纵。消费主义隐匿在缜密的购物动线中，为他编码，让他服从。就这样，他产生了写《家乐福》的冲动：记录他的经验，也记录他的时代。

上大学的时候，汪民安就与很多同学一样，喜欢本雅明和罗兰·巴特。两位大师的共同特征是，将“形象”作为写作的根基，擦亮日常之物的光泽，让理论流动起来。

2014年，他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做学术交流，租住在一位芝大教授空出来的家中。一进门，他就被其中繁复的灯光系统吸引：一个客厅就有十几盏灯，灯与灯之间的设计和部署也非常考究。整整一个星期，他像画家对着自然风景写生那样，用双眼看着那些灯，引导着他的双手，最终写出了《电灯》一文。

这是一种对电器的过度使用。汪民安1969年生于湖北新洲，他还记得，在他小时候生活的村子里，并没有电灯。在他家，整个屋子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悬吊着，发出一点微弱的光，构成屋子的中心。家人们像趋光的飞虫，在灯下紧挨着坐着。没有电视机，人们不得不在一起交谈，很亲近。“凿壁偷光”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借着光亮读小说时，他必须把脸凑得离油灯很近，常常看完书抬头一看，额头、脸颊都被熏黑了。

技术的变革及其影响是汪民安写作版图中的重要一块，而在生活中，他却始终是一个对技术非常迟钝的人。他甚至至今不会开车。不擅长驾驭技术产品，反而使他更加关注技术的变化，迟钝有时也助人爆发想象力：当他“一惊一乍”地写下《手机》一文，描述奇迹和与之相伴而来的信息焦虑时，智能手机甚至还没有开始普及。那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时代，如今翻阅，这篇文章早已成为对历史的记录。“就像煤油灯、收音机一样，某一种技术总是要过时的，对它的回忆，就是对它的时代的记录。”

这几年，除了关注技术和物质，他也陆续出版了《论爱欲》（2022）《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2024）等著作，不乏兴奋地讨论着身体和欲望，讨论爱的激情、奇遇和革命性。“情感转向”的思潮在学术界正如火如荼，但在校园里跟学生面对面打交道时，几乎没有人向他聊起过情感话题，问得更多的是“要不要读研究生”、“上哪找工作”这类务实的问题。“情感问题似乎只陷于理论层面，而不是在实践层面。”汪民安感慨。

站在讲台上望下去，大家彼此友善、客气而沉默，眼神里却似乎缺了点激情。“跟我们年轻时候很不一样，学生之间也不争吵不交锋。”

“大家越来越封闭了？”我问。

“封闭？我不太愿意用这个词形容我的学生。”他想了一会儿，说出另外两个字：“孤独。”

“他们每个人都很孤独。”

他想，应该要在学生身上唤起一点生命力，“别总那么沉闷。脸上要有一些光。要大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他越来越感受到情感劳动的迫切性。他说，生活中的情感劳动常常是免费的，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这也是一种劳动、一种生产。除了生产“作为商品”的信息、知识和情感，我们还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谈论情感劳动——它可以超越功能和效率，忘却策略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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