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异质论”是如何影响美日贸易博弈的？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经济史之再研究，近年来成为中文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但在我们讨论当代日本经济的起落之时，万不可忽略其背后的美国因素，毕竟从根本上说，日本走向“明治维新”，就是始自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主导的“黑船来航”；日本在“华盛顿条约”之前的历次赌国运成功，背后也离不开高桥是清等日本上层精英坚定“抱大腿”，在美进行战争融资的成功（这一过程详述可见《日本的凯恩斯——高桥是清传》一书）。若不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与苏联从结盟迅速转向对抗，日本的重建和高速发展，也不会如现实历史中这般迅速。在第一次“友岸外包”时期，也就是“东西方两大阵营”泾渭分明的几十年间，朝鲜战争的“特需”使得日本的战后重建得到了第一桶金，而越南战争中发明的集装箱船舶运输对全球海运模式的根本性重塑更使得日本的中高端制造业产品得以凭借低成本优势大举进入美国市场。

然而，冷战末期美日间同盟利益逐步让位于美国国内的政治需求，美国对日强硬派持续主导美日经贸和外交关系十余年，美国的战略注意力也逐步转向中东地区，其间又有中国“入世”对日本产业格局的巨大冲击，导致了外需主导下日本经济的大周期波动。

美国对日贸易政策逆转是一个渐进过程

新近出版的《交锋二十年：日本经济奇迹终结前后的美国贸易思想、法案与实务》一书，作者约翰·昆克尔是澳大利亚政府在这一阶段的贸易政策顾问，他从第三方的角度，提供了一个从美国国内政治变化来观察美日贸易博弈的绝佳视角。尽管书中的内容限于里根政府任期开始到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中这20年时间，但却清晰地描述了一幅美国对日认知变化的路线图景。有意思的是，美日经济政策最关键的转折点《广场协议》和《日美半导体协议》，恰好签署于日美私交最好的两位领导人中曾根康弘和里根任内，这大概也是历史的一种嘲讽。

美国宪法在其初始设定中，将贸易政策划入国会的立法范围之中，因而美国的贸易政策体制在实际运行当中存在行政部门、国会和各利益相关方组成的游说联盟之间的内部博弈。而美国政治机制中，又存在普遍的政商“旋转门”现象，行政部门、立法机构和游说联盟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彼此联系高度紧密，“深层政府”的共识，成了推动政策转向的最主要因素。大萧条和战后重建的历史经验，以及二战后数十年间美国在各领域全方位的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