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黑天鹅事件”一战爆发110周年：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如何点燃了火药桶

19世纪末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勃兴，成为大战爆发的一大催化剂。

1914年8月1日，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科恩在打字机上敲下《中世纪的王权与抵抗权》一书的时间落款时，他一定想象不到这本书的主旨内容，会在数日之内就将为欧洲新的现实碾碎，王权/君主制从此在欧洲彻底没落，“抵抗权”也将被时代赋予全新的意义。席卷欧洲的大战打落了四顶最大的王冠（德、俄、奥、土），标志着中世纪漫长投影在20世纪的最终消亡。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1914年8月4日英国议会对德宣战之后“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我们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它们再次被点亮”的哀叹一语成谶，维也纳会议之后的百年和平毁于一旦，两次大战之后的欧洲丧失了世界霸主地位，直至今天仍未恢复。英国纪念一战的阵势一直要大于纪念二战，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二战不过是一战的延续，而正是一战摧毁了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

超级黑天鹅事件：聚讼不休的一战起源论

站在1914年春天的时间节点上，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认为欧洲即将爆发一场旷日持久的酷烈战争。1914年1月，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到德国大使馆用餐，这是1870年以来的第一次，外界认为这是法德关系缓和的重要信号，两大阵营的势均力敌反而会形成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而在头一年的1913年5月，英王乔治五世还与沙皇尼古拉二世来到柏林，参加他们共同的表侄女德国公主的婚礼，英德俄三国君主也是三个表兄弟“无拘无束地讨论政治”。用英国驻德大使戈申爵士的话说是“德国人极为慷慨好客，婚礼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1914年伊始，欧洲各大国的相互关系正在缓和，至少要比1905年摩洛哥危机时要和平得多，两次巴尔干战争也刚刚结束。以后世史家老生常谈的“英德矛盾”而言，此时的英德关系也在逐渐转暖。比起英德之间的矛盾，英国国内的爱尔兰问题在那个夏天才是英伦三岛更为关注的萧墙之忧。

1913年夏天，英国刚刚出卖传统盟友葡萄牙，将其非洲殖民地转让给了德国；1914年夏天。英德也就柏林-巴格达铁路计划达成了协议：英国不再反对修建这条铁路，德国人也同意尊重英国对巴格达以南地区的控制（包括沿海地带）；1914年6月，牛津大学还向德国驻英大使授予了荣誉学位。

换句话说，1914年8月爆发的这场战争，在当时是一场小概率事件。“萨拉热窝的火星点燃了遍布欧洲的火药桶”固是事实，但这些火药桶在1914年之时反而一度显得安全。丘吉尔在回忆录里承认大战前的最后几个月“异常平静”，爱德华·格雷则表示“1914年初的几个月里，国际的天空似乎比以往更为明净了”。1914年6月30日，一支来访的英国舰队刚刚离开德国基尔港，德国人发出“旅途愉快”的信号，英国人则回以“昔曾为友，永远为友”的祝愿。

一战是一场“超级黑天鹅事件”，用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是一场“超黑色飓风”。这是同时代不少人的共识，而非后世想象的那样“不可避免”。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满怀深情地回望战前的欧洲，细腻的文字令无数读者读后为之扼腕：欧洲是多么轻易而又突然地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五周时间里，就从太平的黄金盛世坠入了黑暗的战争深渊。也正是这次超级黑天鹅事件造就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极端的年代”，永久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

一战爆发的责任究竟要怪到谁的头上？一战爆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是热门程度堪比一战本身的话题。长期以来，新闻界甚至学界都在如同“倒放电影”一样研究这段历史，希望能从支离繁复的历史脉络中找到决定性的因素。“德国罪责论”“俄国罪责论”“英德矛盾”乃至“塞尔维亚罪责论”都曾流行一时，“微观史学”甚至挖出了“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的中年危机引爆一战”这样的有趣理论。

抛开形形色色的“决定论”（determinism），当代历史学家至少对一战爆发原因达成了一项较为普遍的“多元论”共识：这是一次由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战争，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那些决策组成了一道因果之链，历史的诸多偶然性在螺旋升级之后酿成巨祸。比起“倒放的电影”，通往1914年的道路更像是一局电脑游戏的读档存档，稍微变换其间的一件事态，结局都会呈现出平行延伸的多种可能性。

同样地，比起单纯将战争爆发归因/归责于某国/某人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