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你怎么还在做公益律师呀？

今年3月，来北京访问的希拉里第六次接见了郭建梅

郭建梅走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羊群在她的身后，远山迷蒙，寒气袭人。“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画面里传出郭建梅的声音。这是一则电视广告的片段。

事实上，郭建梅从1995年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是14年了。

广告在审查时还遇到点小麻烦，因为画面上出现了农民工三根被绷带包扎的受伤指头，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画面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实是，在郭建梅办案的过程中，所见之情形不用说是三个指头受伤，“胳膊腿掉了的都有。”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里。这是郭建梅1995年与同伴创建的NGO。办公地点已经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初的办公场所是中关村一处简陋旅馆的地下室。

北四环东路办公室旁的一套房子正在装修，敲击的声音不时传出。这是新租下来的房间，加上原来租的房间，办公面积一共是300多平米。这里一年的租房费用10万元，并不算贵，北京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一年花掉的房屋租金达上百万元。

郭建梅接拍这则广告获得的酬劳是100万元人民币。她没给自己留一分钱，所有钱都捐给了中心。这笔钱能加快中心公益事业的拓展：从妇女扩展到其他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下岗工人、残疾人等等。一个公益律师网络将会被建立起来。

对于是否要接拍这个广告，郭建梅一直非常犹豫。她不想让自己所做的公益事业带上商业的成分。她的丈夫——作家刘震云——也劝她最好不要接拍。

最后还是接了。“这样可以把公益律师推向大众，让大家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郭建梅（中坐穿黑夹克者）和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同事们　图/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郭建梅、刘震云和女儿　图/受访者提供

一群孤苦无告的上访者挤在郭建梅的办公室，寻求法律救助　图/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家

中心的办公室挂着一个“家”字。午饭时间，他们在会议桌上铺上报纸，几盘简单的热菜端了上来。一种带有葱香的面饼是大家喜欢的食物。中午饭每个人的标准是10块钱。

整个中心一共是12个人，包括3个行政人员。郭建梅是中心主任，月薪6000多块钱，这是中心最高的工资。其他律师的月薪是三五千块钱，行政人员更少，两千多。适逢节日时，会有二三百块钱的补贴。年底每人会有500块钱的过年费。中心每个律师每年至少要办15个案子。14年来，他们办了两千多个。

“如果凭着我现在的资源，做商业律师的话，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很多。”郭建梅分析自己之所以倾心倾力于这样一项艰难的事业，童年的经历是她心里的种子。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县。双鱼座，A型血。“这样的人会很执着。”

在河南老家，她的奶奶43岁去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她又冷又饿，就是不敢吃馍啊。”奶奶的死，让她思考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

两岁时，她被从河南农村送到北京跟姥姥姥爷生活。3个人住在三里河一间十多平米的工厂宿舍里。姥姥从农村来到城市，白天保姆，晚上带她顺着路灯的光亮捡破烂。她记得姥姥的背影：迈着小脚，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挺得笔直。

姥爷是工人，下班后会给郭建梅带回些烂桃子，“味道很香”。时至今日，烂桃子的味道都能唤起她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在院子里，郭建梅从河南农村来，土气，不会说普通话，想跟其他孩子玩，别人都不带她。她还是喜欢跟着去。一次，她跟在后边，别人把门一关，夹住了她的手，血顺着门框流了下来。“你看，我手上这个地方高一点，就是当年被夹过的。”

最令她心痛的一幕发生在一个元宵节。大家提着各色灯笼走街串巷。她的姥爷买了一个粉红色的画着菊花的灯笼，对她说，小梅啊，跟着他们去走走吧。她就提着灯笼跟在一群小孩的后面。有人发现她跟着，转过身就把她的灯笼踢到地上烧着了。月亮底下，她的眼泪哗哗地流。“我当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毁灭了。”

“这些受伤的经历，对孩子的成长也许不好，但这些确实影响了我的性格，特别要强，特别希望帮助弱势群体。我跟刘震云和我女儿在内，在街上遇到要饭的，都要给人搁上一块钱。”

郭建梅跟刘震云出去的时候，看着农民工扛着大包从面前走过。刘震云会说，你看，这就是我兄弟。“当年我们如果没有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就是另一条路。”

8岁那年，姥姥把郭建梅送回了河南农村。上高中的时候，她觉得“郭建梅”这个名字太俗太女气，还曾给自己改了名字：郭永攀。“永攀高峰的意思。”她在床围子上写着：我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后面连着画了10个感叹号。

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

考上北大在当地是件大新闻，郭建梅特别自豪。她记得很清楚，北大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比一般信封要大得多，她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把信封很显眼地拿在手上，希望别人能看到这是北大寄来的。

到了北大后，情形开始变化，郭建梅傻了眼。在班上，她是12个女生中最穷的两个之一。别的同学家境好，又洋气。看着别的女生戴着眼镜念泰戈尔的诗歌，她甚是羡慕，自信心受到打击。

她在北大一位同学的宿舍里认识了刘震云。刘震云和她是河南老乡，高她一届，读的是中文系。第一次见面，刘震云一开口就是托尔斯泰之类的，她感到有点晕。“当时就想走，听不下去。”在她的印象里，中文系的人比较浮躁，靠不住。

有一次，她看到刘震云手上贴着胶布，问，这是怎么回事。刘震云开玩笑说，拉小提琴拉的。“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其实是刘震云正患皮炎。她觉得这人怎么瞎说话啊，心里感到有阴影。“我当时的日记里出现得最多的就是‘阴影’这个词。”

刘震云表现得很好。郭建梅大三过生日，家里很穷的刘震云给她买了两朵8毛钱的塑料花，还有4个烂梨。“那个梨还有破洞呢，5毛钱一堆的那种，就这样的梨，不知道省了多少天他才省出这些钱来。”

她觉得这些梨特别好吃。“觉得他真诚、善良。”刘震云当时一年到头穿着他妈妈给他做的布鞋，穿久了，上面还烂了个洞。平时，他拿着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铝饭盆去食堂。“我留心了一下，他每天都喝粥。当时学校有猪肉馅饼，1毛钱一个，特别香，我都没见他吃过。”

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她的妈妈上楼下楼。“有一次，我觉得他真的是背不动了，站在那里，我在那里扶着。”郭建梅回忆当时的情形。

她妈妈说，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舍得吃，一个肉包子都不尝，都给我们吃，他自己去吃馒头。

1985年，郭建梅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妈妈病危。她当时在司法部工作，很想干出一番事业后再结婚。“我妈说，不行，小梅，你必须结婚，我看不到你的将来，但我想看着你结婚，你结婚我就放心了。”于是，郭建梅和刘震云结婚了。

在河南，郭建梅的老家和刘震云老家很近，就隔着五十多里。刘震云请来一辆吉普车，穿着借来的呢子衣服，把郭建梅接走了。3个月后，郭建梅的妈妈去世了。

成为公益律师

刘震云1982年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了《农民日报》。彼时，《农民日报》刚成立不久，这份工作在毕业的同学中被认为是并不理想的工作之一。

郭建梅正读大四，去看望刚到工作单位的刘震云。《农民日报》在朝阳区十里堡一带，如今那里成了繁华的CBD。

当时那里是郊区农民种菜的地方。“我到那一看，哎哟，那个火柴盒房，5个人住一个房间，上下铺，脏得不行。这就是我们在北大想象的毕业以后的生活吗？”

郭建梅大学同学毕业时互相题赠的留言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比如，“虽恨日月匆匆，却盼来日沙场”什么的。现实是，分到单位，一杯茶，一张报纸，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这次看望刘震云的经历对郭建梅是一次打击。“我当时简直觉得像跌进冰窟一样，全完了。人在年轻时跟成熟以后所了解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郭建梅的毕业论文写得好，1983年北大毕业后，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之后，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步入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妇女权益的保护受到关注，《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于1992年4月颁布。郭建梅曾参与了这部法律起草组的工作，并与人合著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指南》。1994年，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开始建立，弱势群体开始获得法律援助。

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她到怀柔雁栖湖畔采访，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但她被陌生的NGO议题迷住了，她在那里待了十几天。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当时的中国真没有。

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那次大会，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一样，“像找到了亲人”。

她回去告诉刘震云，NGO的工作太适合我了。刘震云听了之后说，只要你快乐就去做。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劝她说，一般律师都不好当，别说公益律师了。大多数人都对她的选择持反对意见。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还过于惊世骇俗。

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郭建梅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老师一起，组建了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中心最早获得的资金,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捐助的3万美金。

郭建梅办的第一个案子就不顺利。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前往北京上访，没有讨到结果，自己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尽管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但肇事车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她3万元。这名妇女不服，向法院起诉，但很快败诉。

她找到了郭建梅。

当时，那位妇女破衣烂衫，浑身散发着臭味，摘掉眼球后的眼窝因无钱治疗而发炎，向外流着脓水。郭建梅带她到法院上诉时，有人捏着鼻子把她们赶出了办公室。法院的人还问郭建梅，你是找不来案子吧，给这样的人代理，她能给你多少钱？

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她觉得写得很好，自己都感动了，胜诉的把握非常大。但结果是：败诉。

去领判决书的时候，法官态度非常恶劣。“我永远记着这个法官。他没有把判决书递到我手里，哗地就扔地上了，我都想上去抽他。”郭建梅为此事流下了眼泪。

接下来，是更多的败诉，一个接一个，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专职律师走了两个。

读大学时，郭建梅给人的印象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老实、善良、文静。她觉得自己现在性格变了，脸皮厚了，胆子大了。“就需要这样的人，为了这项工作，我把自己改变了，或者说，现实把我改变了。”

和郭建梅谈话的时候，一位老妇背着厚厚的材料坐在对面。她已经上访了12年，来此寻求法律援助。她住在京城的南边，靠捡垃圾获得生活来源。老妇讲述到，她的儿子12年前在河南的一处看守所中死去，看守所叫人把她儿子的尸体埋了。老妇去找儿子，通过埋尸体的人带路，才找到儿子被埋的断了两根手指的尸体。

“中国这么多弱势群体，这么多人上访，不能光是堵，把人家给关起来啊，得解决问题啊，不能总是拿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当回事！”郭建梅越说越激动，她让工作人员复印了一篇文章给这位老妇人——《不能让“有道理”的上访者没有着落》。

NGO和律师

郭建梅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1点钟。她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为的是小区业主的维权，8点钟要到法院去申请立案。

她所住小区的开发商原来承诺24小时供应热水并有接送住户的班车，现在全没有了。到法院时，法院不给立案，她跟法官吵了起来。业主们请了一个律师，在那里不说话。她气愤地对这个律师说，你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必要请你了。这个律师说，我以后还得跟法院打交道呢。

她对记者说，今天穿得太随便，不好拍照。“今天出门太匆忙了，头发乱七八糟，这衣服好多年了，跟飞行员似的，你看看，这双鞋，上面都有一个破洞了。”她的鞋子侧面靠鞋跟处果然开了一个口子。

头一天，她倒是穿得挺整齐。那天早上，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接见了郭建梅。这是郭建梅第六次跟希拉里见面。

希拉里当天一共接见了20位中国的民间人士，都是在NGO方面做得出色的女性。希拉里做过妇女儿童法律中心的主任，也曾是公益律师。2007年3月，希拉里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颁发了“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当年全世界有8人获此荣誉。希拉里曾来过郭建梅的中心访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来过。中心的墙上，挂着她们的照片和题词。

在郭建梅看来，中国NGO的发展，经费倒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NGO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果现在申请成立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的话，会比较顺利。如果想申请成立公益律师事务所，希望很渺茫。我们的律师网络里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律师，很愿意做公益案子，但社会的激励机制在哪里？保障在哪里？办案中的艰难，不被理解，不被支持，你希望推动某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遇到的却是铜墙铁壁。”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NGO的理念逐渐走进中国人的视野，中国的NGO数量在增多，一些问题也开始呈现。

“有些NGO就负责人一支笔签字，很不透明，容易出问题。”

一个组织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在NGO里，如果制度不完善的话，腐败的现象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这有很好的制度，我们的每一笔经费都要经5个人审查。”郭建梅一直在呼吁对NGO治理整顿。她想写一本书，里面会对NGO的自律和公信力等诸多问题进行探讨。

对中国来说，NGO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很不够，公益律师的发展更不够。中国目前的律师有13万，对应于13亿人口，1万人才有一个律师。中国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都在下层。“一个普普通通的离婚案都需要上万块钱，普通的老百姓根本请不起律师。”

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她的夫人切丽年轻时都做过公益律师，国外很多律师在做商业律师之前都做过公益律师，“在中国不是这样，一些人看来，谁做这些都是傻子，脑子进水了。”

中国的现状是，律师挣钱越多越说明这个律师成功。有城市的律师协会选会长、副会长，律师事务所推荐的大都是年收入非常高的律师。

社会对公益律师存在偏见，认为这些公益律师没能力，没有案源，挣不来钱，要靠游说靠化缘得到一些钱。“让更多的人受益，推动法制往前迈一步，这是公益律师成功的标准，和商业律师不一样。”

抑郁症的困惑

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她上台讲话，才说了几句就流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没办法把话讲下去。当时有一张合影，她尴尬地坐在中间，直到现在她都不敢去看那张照片。

那段时间，她经常哭，对刘震云说，不想再继续干这件事了。“其实我很少跟刘震云说这些事情，我不想把工作的烦恼带回家里。”她突然特别恨这个社会不可救药，自己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这个社会，结果被人家一脚踢了出来。凭什么这样做啊？我有这样的义务？别人说我精神病，说我炒作，说我想出名，这么多屎盆子往我身上扣。我们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海洋里头，自得其乐，另一方面，我们又和现实相冲突，这是蛮拧的一件事情。”

看着郭建梅心情不好，刘震云对女儿说，带着你妈妈去散散心，回来就好了。一家人去了千岛湖。从上海坐船去时，郭建梅就开始流眼泪。女儿在沙滩上弄了个沙雕，想让妈妈去看，跑过来把郭建梅挡在脸上的帽子拿开，看见她的眼泪在哗哗地流。女儿特别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呢？

郭建梅觉得自己撑不住了，得往后退了。冰心的女儿吴青女士是中心的专家，她“教训”郭建梅，做这个事情是你自己的选择，要么就不做了，赶紧回去做你的商业律师。你的心态出问题了，你的精神支柱出问题了。

“刘震云开始也不理解，为什么干这么点事情就得这个病了？你看我当初被退了这么多稿子都没抑郁。”

郭建梅家里有两个箱子，里面装的全都是刘震云当初没发表被退回来的稿件。“他当初写了好多年东西都还没被认可，急得不行的时候，他写，我给他扇扇子。”她记得，1987年时，两口子的存款只有1100块钱。为了给刚出生的孩子照相，花了300多块钱买了相机，又花了600多块钱买了电视，家底就没了。

一位国外专家告诉郭建梅，在美国，公益律师需要经常接受心理咨询，过多地接触社会阴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郭建梅去看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

有得过抑郁症的朋友告诉她，得了这个病，脸皮得厚，不要闷在心里不说，不要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得锻炼，一定要吃药。

郭建梅吃了大半年的药，病好了许多。她做了这么多年公益律师，刘震云给她的支持很多。“他给了我一个很安稳的后方，那是一个港湾，不至于我失业了，没有钱没地方住。”

一直走下去

有一次聚会，郭建梅和刘震云都在。别人问刘震云，觉得你老婆怎么样？刘震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她特别伟大。“之前我从来没听他在别人面前这样说过我，”郭建梅说，她特别感动。

郭建梅有时回到家后抱怨，现在特别的累。刘震云就对她说，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应该叫苦。刘震云每天早上都坚持跑步，下雪天也跑。前段时间，在刘震云的带领下，郭建梅也去跑跑步。“最近刘震云和我下棋，你说下什么棋？军棋。他已经赢了我5盘了，听起来像小孩的游戏，但我们俩享受着其中的乐趣。”

郭建梅还是学生时，喜欢画画，现在她觉得爱好都被限制住了。“等我老了给自己弄个画室，画点画，学学古筝什么的。”

刘震云的爱好有点不一样。他的爱好是到村子里走，跟村民聊天，手里拎着个小本记录。刘震云的成名作《塔铺》写的是他家乡的一个地方，他带着郭建梅和女儿去那里转过好几次。

“我就喜欢到田野里看看风景，倒不想非要跟人聊天。我在办公室天天接待这样的人，平常都聊得够多的了。”郭建梅说。

郭建梅喜欢春天。在她看来，如果哪个季节给人留下过美好的回忆，这个季节来临时，就会想起过去。“刚进大学的时候，大家在春天里骑着自行车出去玩。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还有‘澎湖湾’、邓丽君等等。那种感觉那么好，春天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就觉得回到了那个年代，心情特别复杂，又温暖又伤感。好像才进大学，怎么忽然一下就快50了？”

前段时间，中心开了一个公益律师的研讨会，一个律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才36岁。那段日子，郭建梅另外两个朋友也是突然去世，一个51岁，一个34岁。这让郭建梅非常感慨。

“有的人说，活着的时候拼啊挣啊的挺厉害，但到八宝山看几个葬礼就全明白了。在这个世上，什么是值得你追求的？我自己也没想明白。我觉得自己像一列火车呼地就冲出去了，还没顾得上想为什么。有的人趋名，有的人趋利，我这样的是趋理想、趋信仰的。我有时候想想，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成熟。那个律师在会上出事的时候，我正好特别累，身体感觉很不好，就去做了一整套检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才不枉费一生？我不想做商业律师，不想做家庭妇女，我就想做现在的事，这样才快乐。”

郭建梅坐在中心的会议桌前说着话，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还有工作人员没走。她说，你看，我们这些人轰都轰不走，每天都加班，这帮人就这样。

去年，她参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在她同学中，有当了大官的，赚了大钱的，成了大教授的。有同学问，建梅啊，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

她现在不怕别人说了，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除非走不动了。”走了十几年，她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