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从洋买办到实业大亨

在儿子刘念智看来，办实业“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癖好”，“办了轻工业、纺织工业，又办重工业；办了工业，又办码头、仓库、银行、保险等事业”

宾客已经差不多都到齐了，叶素贞看了看高大英伟的丈夫，又看了看眼前这所刚落成的占地30亩的大宅，心里充满自豪和骄傲。

她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仍然清雅秀丽。

这一晚是刘鸿生刘公馆的落成典礼，时间是1918年底的一天。

10年前苏州名门富商之女叶素贞要嫁给“穷跑街的”刘鸿生，遭到父兄激烈反对，哥哥暴跳如雷，直斥刘鸿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而今几乎上海滩所有的名流显贵都成为刘鸿生的座上宾，就连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也前来祝贺，精明强干的刘鸿生亲自陪他们进了贵宾室。这时刘鸿生年仅30岁。

而此后的另一个10年，刘鸿生从一个洋买办转变为上海滩有名的实业大亨、民族资本家，拥有资金折白银数千万两，直接投资或参与投资的企业达70多家，仅总投资额即达500多万元，头顶“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等几项称号，名动全国。

经过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的轮番洗劫，1956年公私合营时，刘氏企业资产仍然达到2000多万元，是中国仅次于荣氏家族的最为富有的资本家。

刘鸿生 从洋买办到实业大亨

刘鸿生

刘和工商界朋友合影

从跑街的到煤炭大王

这所宅子处于上海市的黄金地段霞飞路西段，如果要从大铁门走到主楼的话，得走上好半天。

主楼是一个拥有包括办公室、跳舞厅、大客厅、健身房在内的一百多个房间的四层豪华大洋房，房子周围绿草如茵，附带5个草坪网球场和一个游泳池。

10年时间里取得如此成就的刘鸿生出身白丁，无依无傍，所恃唯有自身。他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每一步都是一次成功的跳跃。

刘鸿生1888年6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定海。定海隶属宁波，宁波人自来便“善贾”，祖父在上海开了一个“丹桂茶园”。

刘鸿生虚龄7岁时，父亲就过世了。寡母含辛茹苦，将长子刘鸿生送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刘鸿生得到了一个英文名字“O．S. Lien”。

1906年刘鸿生大学二年级，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博士决定送他去美国学习神学，将来回国后在学校担任牧师并且教英文，“月薪150元，并且送一幢小洋房居住”。那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仅仅是15-20元。

但刘鸿生不愿意。校长卜舫济咆哮着将他开除出校。

得到开平煤矿上海办事处跑街一职，多亏了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的帮助。彼时周仰山财大气粗，声名显要，刘鸿生幼时也曾见过周仰山一面。但若论经济地位，此时刘家难望其项背，并且刘父在生时两家尚算不得通家之好，如今已死去十多年，更断了十多年往来。

为了得到周仰山的帮助，刘鸿生分了四步走。

首先，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周仰山，认定周仰山宽厚豁达，讲排场喜体面，愿意提携后辈；

第二步，刘鸿生给周仰山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是叩安问好，执通家子侄之礼，说幼时良好印象，如今父逝虽久，言犹在耳之类，概不及请其提携之语。这头一封信不是寄出，是托一地位不低、声誉颇好的同乡入周府办事面呈；

第三步在周仰山简短的回信后再次写信，除礼节问候外，又提说乃父生时曾一再叮嘱以周伯为至亲，临终又嘱咐多听周伯教诲；

第四步周仰山亲至刘家，仪表堂堂的刘鸿生既执礼甚恭，细微处颇见周到体贴，又不卑不亢，周仰山当即表示，将开平矿务局跑街职务介绍给刘鸿生。

与父亲文人气的自矜身分、自洁素行、不图污利的处事风格不同，19岁的刘鸿生表现出来的把握事务关键人物的能力以及人情练达成熟老道，令人惊叹。在此后的生涯中，他更进一步展现出惊人的商业天赋。

这份职务月薪100元，额外还有佣金，提法是每卖出一吨煤，就可以得到8钱4分银子，挣多挣少，就看自己的本事。

进入开平煤矿上海办事处之后，刘鸿生事事留心，处处在意，勤奋用功。一段时间之后，刘鸿生随便拿起一块煤，就可以说出它的名称、产地、成分和特性。他不但留意察访哪些地方用煤，用多少，时间、季节上有什么变化；更用心考察哪些人在购煤上起作用，起多大作用，比如重视烧锅炉的师傅等等，往往在客户刚刚感到需要购煤的时候，刘鸿生的电话就已经来了，并且送货上门。

由于刘鸿生深谙经营之道，几个月之后，本来在上海销路不佳的开平煤销量增加了一倍有余。

因为销量激增，1909年秋天，21岁的刘鸿生奉召北赴天津面见了英商、开平矿务总公司的大班司脱诺。

刘鸿生以一贯风格，先打听清楚司脱诺的喜好对症下药，并且向司脱诺进言：在上海沿江地带购置一块适宜地皮，建造开平码头与堆栈；设立煤炭化验室，将煤炭的各种成分化验成单，交给用户，便于按需订货；设一锅炉实验室，上海现用锅炉普遍陈旧、落后，倘能帮助用户检查、改进，必可招徕大量用户。

此行为刘鸿生获得了买办一职，在那个年代，买办不但薪金很高，而且社会地位也高，多少人都梦寐以求。

1911年开平煤矿与盛宣怀之后最大的官商周学熙创办的滦州煤矿合并，成为开滦煤矿。刘鸿生加入之后，对其销售有很大推动。

刘鸿生头脑灵活，经商有道，一个例子是，他向宜兴陶窑窑主建议烧煤。陶都宜兴陶窑比比皆是，烧窑用柴，几百年来天经地义，谁也没想到用近几十年才出世的煤。

刘鸿生动员窑主，由他出资建立十几座烧煤的陶窑与石灰窑，供窑主们使用，他派技术人员指导。如果失败了，一切费用由他承担，绝不向窑主们索要一文；如果成功了，窑主们只承担部分费用，但是必须用他的煤，他也凭信用保证用煤质量。这一建议的后果可想而知。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机会使刘鸿生在财富上有了质的飞跃。战争期间英商惶急无暇东顾，刘鸿生趁机与煤矿签订低价合同，自己租数十条船往上海。在秦皇岛交货每吨6两银子，运费3-4两，到上海成本9-10两，销价为14两左右，每吨赚4-5两，持续3年时间，刘鸿生为自己赚到了100多万两银子。

刘鸿生自己说：“短短几年间的推销煤炭的工作，使我突然从一个贫寒的大学生成了百万富翁。”

从1920年代初开始，刘鸿生一方面继续为开滦矿务局开拓煤炭销路，另一方面利用买办的特殊身份从事自己的投资和经营。他先后投资了柳江煤矿和贾汪煤矿，为了解决煤屑问题开办了中华煤球厂卖给家家户户，这样居民用煤就不用买一大块整煤。他还拥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销售网络、数个码头堆栈，成立了中华码头公司，成为不折不扣的煤炭大王，也为自己从买办转变为华人企业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的编者曾依据相关史料对1936年以前上海238家华商工厂主要创办人的出身进行了调查统计，其中有40家的创办人曾为买办或在洋行担任过高级职员。

但作为买办，刘鸿生个人与煤号合伙做生意遭致了开滦方面的猜忌。彼此间产生的巨大罅隙使上海开滦售品处的业务逐渐下降，1939年合同到期双方便终止了长达15年的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刘鸿生自己经营的煤炭事业盈利仍持续增长，直到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导致公司结束。刘鸿生发家和从事二十余年的煤炭经营业便告终结。

火柴大王

那时候的上海，从杨树浦到南码头，沿着黄浦江一带都是各国的码头，一长串的外国军舰飘着各种各样的国旗，几乎让人忘了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刘鸿生每每站在码头上，都心情灰暗，只能暗暗摇头。

另一方面，刘鸿生沿长江而上销煤、收账，由于以煤替柴夺了很多人的生计，有一次有三千柴农要找他“吃讲茶”，解决纠纷，刘鸿生得到消息大惊失色，赶紧乘一条粪船逃跑了。

时局多艰，国运孱弱。刘鸿生无法紧闭自家洋房大门，沉湎于自身享乐，对周遭世界视若无睹不闻不问。

1920年1月，刘鸿生创办了他的第一个企业——华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

在这之前一年的夏天，河南、苏北发了大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苏州等地，流离失所，愁困于街头，社会各界纷纷发起救灾活动。31岁已经做了宁波同乡会会长的刘鸿生慷慨解囊捐5万元。

但是捐款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刘鸿生决定办火柴厂。火柴生产工艺简单，对机器设备要求不高，手工操作量大，办起来容易，也足以安置大批难民。

后来回忆起办火柴厂的初衷，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虽然口袋里的钞票很多，但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买办生涯中，我感觉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

他说，“我觉得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里的钞票做点事。同时我在推销煤炭的工作中，接触到了生活的另一面。我押着煤船逆江而上，有一次几乎被成千的以打柴为生的山民包围起来打死，因为廉价的煤夺去他们的生计。这件事使我感到‘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是不太平的。”

在那个工业体系初创的年代，火柴业是一项比较流行的工业。叶素贞的父亲叶世恭在苏州就拥有鼎鼎大名的燮昌火柴厂，顶着白眼冲破重重阻力将千金小姐叶素贞娶进门之时，刘鸿生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在苏州拥有自己的火柴厂。

头几年刘鸿生的火柴打不开销路，遭到燮昌的打压。后来燮昌由于经营不善，被刘鸿生低价收购。

1925年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抵制外国货，提倡国货，这给了鸿生火柴第一个机会。

然而当时国外火柴工业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生产经验，尤其是瑞典火柴公司吞并了欧洲不少厂家，成了大的托拉斯。它们在1926年想收购包括鸿生在内的多家国内火柴厂家，并且对中国实行倾销。

果然，1929年下半年，东北各厂便全数倒闭，广东亦倒闭近半。

刘鸿生采取“联华制夷”之策，并于1928年8月发表了一份告火柴同业书，着意指出了在瑞典攻势下，力主联合。

1929年11月22日到30日，全国52家火柴厂派出代表，汇集上海，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公推刘鸿生为会长。1930年夏天，鸿生、中华和荧昌三家火柴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出任总经理。随后大中华火柴公司又合并了其他多家火柴公司，挽救了当时摇摇欲坠的火柴业。

在刘鸿生后来为圣约翰大学修建的社交馆梵欧渡俱乐部里，大家开玩笑地称他“火柴大王”。

本文部分材料引自《大商人》，著者傅国涌；《百年商业巨子》，主编柳渝

“办企业成了他的嗜好”

与荣家投资集中在面粉行业和纺织行业不同，刘鸿生的投资非常分散。

1920年，刚刚创办火柴厂的同时，刘鸿生又琢磨着开办水泥公司。

刘鸿生的华商水泥厂设在龙华，占地200亩，“烟囱也是水泥所造，在远东上海一带可称独一无二的烟囱。”

水泥厂高高的烟囱正好和霞飞路上的刘公馆遥遥相对，工厂投产后，刘鸿生每天清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楼顶向厂里瞭望一番，看看厂里的烟囱冒的是白烟还是黑烟，如果是黑烟，他就下楼抓起电话大喊：“我是刘公馆，告诉你，厂里的黑龙在升天了！”然后才安心去吃早餐。无论风雨寒暑，这个习惯从不改变。

那几年英商设在上海的怡和洋行在上海几乎是独家销售设在香港的水泥厂的“青洲”牌水泥，刘鸿生刚刚决定要办水泥厂，怡和洋行就找到他，允诺刘鸿生独家包销“青洲”牌水泥，做为刘鸿生不办水泥厂的交换条件。

刘鸿生一来觉得办厂比包销有利，二来出于振兴民族工业的心理，一次次婉言谢绝了。

华商水泥厂1923年开工，生产象牌水泥。当时市场上主要的产品是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马牌水泥以及日本小野田水泥厂在大连生产的龙牌水泥。

刘鸿生再次使出“联华制夷”的办法，1925年“象”、“马”联合对“龙”。一致对外。

刘鸿生自己办的企业的银行襄理方祖荫90岁时说过：“刘鸿生先生很会调理调度他的资金周转……据我们了解，他是这样操作的，一个钱要当两个钱用。他办一个厂，把这个厂抵押掉，筹到了钱，再办第二个厂；第二个厂再到银行去抵押再搞第三个厂。”

在儿子刘念智看来，办实业“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癖好”，“办了轻工业、纺织工业，又办重工业；办了工业，又办码头、仓库、银行、保险等事业。”

事业遍布各个行业，刘鸿生早早便萌发了一个想法：想把刘氏企业合并成为一个托拉斯组织。

1930年，他以86万两规银在上海四川中路建造8层高的办公大楼，取名“企业大楼”，二三层是开滦售品处和他的办公室，四层是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公司，五楼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楼是章华毛纺织公司、刘鸿记账房以及刘氏其他中小企业，七楼是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医务室等，八楼是他自己的公馆。

但投资如此分散必定造成资金链紧张。刘家大宅建成后，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宴会，流氓大亨、买办富商、名门淑女、巡捕头子云集，灯红酒绿，夜夜笙歌。

刘念智记得很清楚，父亲出入前呼后拥，有6个保镖，表面非常豪华，实际上股票全抵押在各家银行，父亲每天要为筹措开支而煞费苦心。

1934年刘鸿记账房显示负债总额达到563万余元。1936年，积欠浙江兴业银行的一笔360万元的借款到期，刘鸿生派刘念智去找同是留英出身的徐新六商量，“个子矮小、和蔼可亲”的徐新六说，“你父亲办的事业太多了，顾此失彼，长期下去，怎么得了？”同意借款展期。

刘鸿生身上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即便在抗战时期转移到后方重庆，仍然不能稍止。这个时期他在后方仍然创办了一些企业：中国毛纺织厂、中国火柴原料厂、西北洗毛厂、贵州水泥厂、兰州西北毛纺织厂、建成水灰厂等。

1941年，孙越崎曾经和刘鸿生一起出外考察，为了沿途便于调查，他们一路坐滑竿，沿途就在路边小旅店吃饭睡觉。孙越崎说：“像他这样富有的大资本家，一点不以此为苦。”

这一点从他对儿子的要求中也可见一斑。他的四子刘念智从英国留学回来不久，刘鸿生让他去矿场考察，设计一套成本会计制度。他说：“你到矿场的第二天，就必须下井。以后每天坚持下井几小时，这一点必须做到。”

后来刘鸿生留在上海的儿子们逐渐还清了借款，刘氏企业辗转渡过难关，但是经过日军侵略和蒋宋两家巧取豪夺，刘鸿生企业逐渐日薄西山。

万里迁厂九死一生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这民族危难关头，住在租界里的刘鸿生毅然担当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市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和上海市抗日救国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的重任。他还组织了刘氏企业伤员救护队，并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他的煤业救护队干得最有声色。

日本侵略者侵占上海后，刘氏企业绝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刘鸿生最初放不下自己那么多企业，不愿意离开上海。后来他被威胁出任伪上海市商会会长。在一个夜晚，刘鸿生脸上遮着羊毛围巾，带着一个小皮箱，悄悄登上英商太古轮，出走香港。刘氏在沪的所有产业，即被日军以“敌产”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

当时西南大后方经济异常落后，物资匮乏，急需能人来打开工业生产局面，刘鸿生素与孔祥熙相熟，孔向蒋介石推荐了刘鸿生。蒋介石亲自召见刘鸿生，并请穆藕初作陪，向刘鸿生承诺，“我保证偿还你损失的1000万元，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和专业人才，要钱给钱，要原料给原料。”

刘鸿生立刻行动起来，首先在重庆和长寿两地筹建了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他于1938年7月8日亲赴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四川等地考察，准备投资设厂。此外，他还让第四子刘念智负责章华毛纺织厂的拆迁工作，布置“偷”拆在沪刘氏工厂的机器零部件。

偷运出来的纺、织、染等相关器材共500余吨，经过装箱，原计划由越南海防转运昆明。后改由香港经仰光转运重庆。然而，由于交通阻塞，器材运到仰光后滞留了将近一年，始终无法运回国内。尽管刘鸿生想方设法弄了几张“委员长手谕”，仍是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再派刘念智飞往仰光，亲自办理转运。

与此同时，应刘鸿生召唤，刘氏企业的纺织工、挡车工、机修工等各种熟练工人也纷纷不远千里，艰苦跋涉来到大后方。在抗战胜利前两年内，刘鸿生先后在兰州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办了氯酸钾分厂，在昆明、海口办了磷厂，在贵阳、桂林、重庆办了3家火柴厂(合股)，在广西办了化工厂。

但是在大后方，由于拿不出资本，只能用拆来的机器入股，能拿出资本的只有蒋、孔、宋几大家族，刘鸿生不得不仰赖国民党政府及官僚资本的支持，“每一次增资，刘家的资本就被削弱一次”，各个工厂公司的董事长都由这几家的要人担任，结果“我们刘家的所有资产等于白白奉送给他们，我们将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我这个总经理变成了他们的小伙计了” 。

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刘鸿生艰难恢复、重整原有的企业，并有所扩展，但在外货大量倾销、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巧取豪夺中，刘鸿生悲观绝望地看着所属的工业企业陷于停工与减产，而被迫走上了商业投机之路。

刘鸿生与叶素贞一生诚爱，后来娶了妾对叶素贞也不改情意。叶素贞为他生了8个儿子，3个女儿，两个妾又给刘鸿生各生1子。刘鸿生把这13个子女都送出国学习，像对待事业的态度一样，“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安排他们学习不同的专业，以便将来能够管理不同的企业。回国以后刘鸿生把他们都放在底层小职员位置上加以锻炼。

刘鸿生说，我这一生，最自豪的就是办企业和教育子女。

1956年，拥有2000多万资产的刘氏企业参加公私合营，同年“十·一”刘鸿生病故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