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打量民族企业家——专访杂文家鄢烈山
正因为那些人有济世情怀，所以能够善待工人，能够做慈善事业，能够去做教育，也不会搞假冒伪劣产品搞得这么厉害。
今年年初，一段窄窄的铁轨让杂文家鄢烈山感慨不已。
那是在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在参观“个（个旧）碧（碧色寨）临（临安，今名建水）屏（石屏）铁路公司旧址”时，他发现这里的铁轨格外与众不同——窄，比标准铁轨窄，甚至比阎锡山在山西的窄轨都要窄。这是因为当年商绅集资修建，是为云南争权益，也是为中国争权益，修成“寸轨”不仅是为了因地制宜节省成本，更是为了不让当时在越南殖民的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公司染指中国。
他感慨：这样的地方应该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呀，但它不是。
鄢烈山想到了历史上的那些民族企业家，他感叹至今宜昌都没有一块粗糙的纪念碑来纪念卢作孚，来纪念那场惊心动魄的“中国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
在他看来，历史上的民族工商业者的历史地位需要重新审视，他们的身上有若干精神财富需要我们今天借鉴：不耻从商，“实业救国”，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不耻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气壮争经济自由；共生共赢，劳资两利，明智处理己与人、近利与远功的关系；支持法治，反对专制和暴力，支持民主宪政；重视人才养育，致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创新取胜，在科技研发和管理制度的改进上永不松懈。
那个时候是军阀混战，其实比管制好
人物周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新审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
鄢烈山：我是写杂文的，有一种问题意识，就是对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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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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