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对食物的态度，就是对人生的态度

马伯庸。受访者供图

2024年4月，作家马伯庸的长篇小说《食南之徒》面世。在正式出版之前，他已经在网上免费连载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供读者试阅，这也是他多年以来的习惯。马伯庸在个人社交媒体中表示：“就像水果商家会把水果切成小块，插上牙签供路人品尝一样，大家觉得好吃，再买不迟，童叟无欺。”

《食南之徒》讲述了汉代“吃货”唐蒙出使南越、阴错阳差卷入南越宫廷风云的历程。

从细微处着手，马伯庸沿袭一贯的创作思路，“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可能性”。就像《显微镜下的大明》账目上的一笔数字、《长安的荔枝》中的小小荔枝，在《食南之徒》里，对应的则是一味“枸酱”。这一缕微妙滋味，勾连出大汉与南越历史的一段隐秘传奇，“通过美食撬动了整个中国的政治版图”。

仙草膏、乌橄榄、杂炖、胥余果……不少读者直呼，“流着口水看完了这本书”，也更让人好奇，想一探唐蒙舌尖上的快乐。马伯庸直言“主角就是我自己”，为了写作这篇小说就没停下来吃，胖了三四斤，聊起自己的“饕客”经历更是如数家珍。

1980年，马伯庸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因父亲工作调动缘故，从小便辗转各地，大学期间又留学海外。他曾在广东有过一段居住经历，对岭南的饮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书中提到的很多美食至今仍然存在，来自他的亲身体验。如“杂炖”就是牛杂，马伯庸说起自己每次来广州都会去吃牛杂，有次凌晨四点，睡得迷迷糊糊就出门了。店在一个屠宰场旁边，店员把刚杀完的牛现煮，记忆都仿佛还冒着热气，“太鲜了，吃得真是让人心旷神怡。”他感叹道。

马伯庸发现美食的秘诀关键在“要愿意去找”。其实，不仅是美食，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习惯性地了解周围，对当地风土人情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不一定每个线索都会用于写作，“这种纯粹出于兴趣去逛，很多东西才能出来。”有一次从南京到滁州的火车途中，他在地图上发现了一条名叫“朱家山河”的河流，全长仅几公里，历史上却修了几百年，这中间官僚体系的弊病值得想象。与这种直觉相伴随的是他越来越下沉的视线，关注富有戏剧张力的古代社会基层，了解县一级社会的生态、政治运作，会下意识地去搜集相关的资讯。

另一面，在考据方面他又格外严苛，对写作保持着高精度的要求。操作古代历史小说时，他追求“涸泽而渔”，把所有资料都一网打尽，一口气读完，然后再做补白。尤其在对地理位置的搭建上，他有着清晰的空间意识，如《长安的荔枝》中描写从岭南到长安的距离，马伯庸通过查阅唐代的舆图，考虑驿站位置，最终推算精确到5447里。

正是基于详实资料下了真功夫，马伯庸的小说呈现出了别样的质感。网友评价说读起来有“生死时限的惊心动魄，大开脑洞的奇趣解读，历史剖面的见微知著”。他也因此收获了一众读者喜爱，只是有些时候会稍显无奈，“我这出去签售动不动就两三千本签。读者要的就是体验作者趴在现场签一个名字出来，只能说是甜蜜的痛苦。”

2024年4月，马伯庸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5月23日，他将现身深圳第二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并参加相关活动。

我是吃饭高于一切的人

岭南美食瑶柱裹蒸。视觉中国

南方周末：《食南之徒》和《长安的荔枝》都以岭南为背景，番禺和广州分别是故事的重要舞台，你为什么开始对岭南感兴趣？

马伯庸：不是现在才感兴趣，也没有说特意要写岭南，主要是赶上这两个题材恰好和岭南有关系。像《长安的荔枝》，荔枝的产地最早在岭南。《食南之徒》是因为我经常去广州，和朋友在北京路约饭，吃完之后顺便散步，逛一逛南越王博物院，去了大概七八次，很熟里面的东西。偶然一次在那里看到两枚出土的木简，顺藤摸瓜不小心挖出了一个上古大瓜，难得有这么一个和美食有关系的题材。以前我们讲美食都是讲多好吃，最多上升到人生哲学，但是这个故事它实际上是通过美食撬动了整个中国的政治版图，改变了中国人的地理认知，往大了说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

南方周末：岭南地区直到明以后，才形成文教昌盛、人口稠密的状况。汉代和唐代的岭南，历史材料还比较有限，往往是作为一个边缘的流放地被叙述的。要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你遇到过哪些困难吗？

马伯庸：最困难的其实是吃的方面，因为当时张骞还没通西域，很多烹饪技法都没有。在写的时候就一定要仔细地甄别，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比如说“炒”这个动作，“炒菜”在南北朝第一次出现，真正开始流行是宋代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大笔一挥，写他去炒个鸡蛋，就有问题了，汉朝是没有“炒”的。第一没有铁锅，没有办法做到均匀传热，第二没有油，那会连芝麻油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