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毕飞宇：“我的小说就是给你添堵的”

毕飞宇有一双笃定的眼睛。面对来访的陌生人，他力求在最短的时间里，“不停地判断、磨损一个人”。有人说他的眼神敏锐、警觉，像一台X光机，冷静直视人性。

与他相识多年的文学评论家汪政，记得毕飞宇和他讲《推拿》的缘起。当时，因为腰出了问题，毕飞宇去楼下的按摩店推拿，每次推拿师为表尊重，会把客人送下楼。在楼下的拐角处，他下意识扶了一把，但按摩师使劲把他的手挡开了。推拿师说，我知道怎么走。“这个时候，毕飞宇感觉到了，人都希望得到尊重，但盲人群体已经把自尊放大到令人奇异的地步。”汪政回忆。

写完《推拿》，毕飞宇把文稿发给他信任的朋友们看。文学评论家张莉回忆，她收到时还没来得及打开，第二天毕飞宇又发来一个新的版本。在第一个版本里，盲人按摩师沙复明被推进手术室，一群盲人手拉着手在手术室外等待，一派动人的氛围。但改完后的第二个版本里，毕飞宇加了一双眼睛。一个器械护士被眼前的场面感动，很突兀地，她留意到身边的一双眼睛，以为那也是一只盲眼，她盯着那双眼睛，用手指在对方眼前试探是否盲人，对方很快挪开了她的手——那是盲人按摩所里的健全人前台。

“护士突然就明白过来了，她看到了一样东西：是目光。是最普通、最广泛、最日常的目光。一明白过来护士的身体就是一怔。她的魂被慑了一下，被什么洞穿了，差一点就出了窍。”张莉认为这个结尾非常精彩，“定格在这里，有视力也是一种权力。”

对权力的书写是毕飞宇写作的核心。“无论故事和人物怎么变，精神核心就是这个”。他将权力放置在家庭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小说《玉米》里，机灵而强势的女孩玉米，因村支书父亲而早早享受到权力的红利，后来父亲失势，为了挽救自家在村里的地位，她把希望寄托在和飞行员彭国梁的婚事上。作家艾伟认为飞行员的身份设定，是毕飞宇的典型权力书写。“他发现了这种权力已作用于人的情感深处……在玉米的爱情里，与其说在与人恋爱，不如说是在同权力恋爱。她爱的是那个‘飞行员’，而不是‘彭国梁’那个人。因为在乡村社会中，飞行员身份就是一种权力。”

“他捕捉到了日常生活中复杂的权力关系。”张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般的小说家，往往只能看到权力的一面，但在毕飞宇的小说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微观权力常常是流动的。

范小天至今对《青衣》里的一处情节印象很深。赞助剧团的烟厂老板是筱燕秋的崇拜者，第一次在宴会上见面时，尊称筱燕秋为老师，当和筱燕秋在床上的时候，却从头至尾都在扮演一个救世主。“这老板赚了钱睡自己的偶像头牌青衣，不是爱，是得到，是占有，就像筱燕秋自己感觉到的，老板对她的身体没有一点兴趣。”

202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毕飞宇构思了十多年。年轻的外科医生傅睿，在一次手术导致病患去世后，陷入了精神危机，梦魇般地渴望拯救身边的人。小说背景放置在十多年前的SARS之后，但让人感受到的是当下的生活。

“‘人’和‘人性’的问题应该是当代作家共同关注的焦点，他并非属于毕飞宇作品的独特表现，问题是毕飞宇始终把它当作小说的终极母题。”学者丁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人’的问题才是世间文学永远无法终结的母题，尤其是在一个人性异化的时代，它成为当代文学无法绕过去的一道坎。”

以下是根据对毕飞宇的两次采访整理而成的对话，文字经过修订。

毕飞宇，当代作家，19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2023年出版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视觉中国 图）

文学就是自由

南方周末：听说你写小说时，电脑前面的墙上贴满了小纸条，上面都是关键词，写《欢迎来到人间》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不是这样的，它拖得太长了，地点也换了几次，这一次我用的是笔记本。写《平原》的时候我还很相信我的记忆力，那时候毕竟才四十来岁，记得小说里的一切理所当然。我现在已经不相信我的记忆力了，也许这更妥当，只要有笔记本，再长的时间和再复杂的关系都可以对付。当然，我还是喜欢贴墙这个办法，它让我的书房生机勃勃。

南方周末：傅睿这个人物身上有你的投射吗？

毕飞宇：当然有，但是我不会像福楼拜那样宣示我就是傅睿，或者说傅睿就是我。我和傅睿之间有一点是契合的，那就是我们都要面对生死。他是外科医生，面对生死是他的职业，可是你别忘了，面对生死也是作家的分内事。你千万不要以为虚拟世界里的死亡就不是死亡，作家不是处理死亡，是面对死亡，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经历死亡。再怎么说，虚构世界里的死亡在那里发生了，作家是挡不住的。作为书写者，我不能说作家参与了杀人，这话不通，但是，在情绪上，你很难把那样的死亡和作家本人完全割裂开，作为当事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某种程度上，它很折磨人。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二十多年前，我写《玉秀》的时候，玉秀的死亡让我极为恐惧。我杀死了我心爱的姑娘，为了摆脱负罪感，我几乎把小说重写了一遍。傅睿所有的问题都是死亡带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比傅睿要幸运一些，我可以重来，他不能。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情绪处境有很大的重合性，当然，在精神的走向上，我和他是分开的。

南方周末：傅睿的危机也是小说家毕飞宇的精神危机吗？

毕飞宇：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更多人的危机。疫情之前，我的小说已经写完了，就等着出版，问题是，疫情来了，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开始面目全非。生活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它会让你的内心充满了没有来路的能量。事实上，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我最大的恐惧不是医学问题，而是我必须面对一个又一个从天而降的拯救者。在那样的时刻，我产生了一个错觉，所有的人都是弥赛亚，只有我是那个需要被拯救的人，在道义上，我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人，我的原罪在不成比例地上升，这很糟。我的生命似乎只剩下了一个作用，那就是证明别人是弥赛亚，我至今觉得这样的感受相当致命。

南方周末：格非讲《包法利夫人》，说福楼拜的创作动机是讲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如何存活。《欢迎来到人间》讲的也是一个类似的故事吗？

毕飞宇：我没有想复制其他作品的企图，对我来说，《欢迎来到人间》虽然用了我很长的时间，但从最终的结果来说，它似乎又是突发的，它和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小说人物都无关。我最早的动机是书写欲望，一群人的欲望，一群人在各自的欲望里升腾或者毁灭，但是，一切都变了。我想说，这就是文学，这才是文学，巨大的外部空间最终压垮了书房的性质。

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堂吉诃德》扯进来，我只能说，《欢迎来到人间》是反堂吉诃德的。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