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中国前进的脚步声——从三个点的十年变迁看转型中的中国

黑格尔说过：“密纳发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能起飞。”意思是说，对于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过程，要等到这个过程接近完成的时候，人们才能真正认识这场变革。白鹿镇向何处去？小常庄向何处去？成功路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还要在继续观察中寻找答案

无数像小常庄一样普通的村落该何去何从，我们仍在观察中寻找答案

经济发展
    近10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由1998年的84402.3亿元增长到2006年183867亿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2.18倍。三个点的报道对这个枯燥的数字有着生动而具体的诠释。
    川西彭州白鹿小镇1998年只有一条200米长的街道。到了2002年，“一进小镇，河边一排崭新的小洋楼映入眼底。从此，白鹿镇有了第二条街。”到2003年，“新街上又矗立起一座座崭新漂亮的住宅楼。”2005年，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项目开发正式启动，每天20分钟一班的空调中巴从彭州市发往白鹿镇。2006年，新的一条公路正在规划之中，这将缩短到成都的距离，白鹿镇的经济模式正在从资源型向生态旅游业转变。人们期待着美好的前景，也在经历转型的阵痛与迷惘。
    和台湾隔海相望的晋江市安海镇成功西路，原是一条不足4米宽的石板路，1998年是6米宽的水泥路。2004年拓宽改造，成功路面貌一新。2006年，成功路已经发展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2006年安海镇第四轮总体规划修编出炉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将安海规划确定为晋江中西部发展中心、现代化工贸城镇、历史文化名镇。成功路所在的安海镇工商税年年大幅度增长，1998年只有1.26亿元，1999年达1.58亿，2001年为2.3亿，2006年为6亿元，税收的增长反映了经济的发展。
    1998年，河南唐河县小常庄，狗、猪、牛、鸡、鹅满地跑着，街道上满是它们的粪便。2001年小常庄沿312国道一年之间耸立起一片楼房。2001年，村子里已经有200多部电话。前一年全村的电话才100部。2004年，工业区就要成型了，与小常庄相伴多年的312国道如一条重要的血管般活络起来。2005年对小常庄抽样调查显示：认为自家生活在过去一年中“比前一年稍好”的，占了被调查者中的60％；认为“几乎没有变化”的占20％；“比前一年好很多”和“比前一年稍差”的，各占10％。小常庄的发展与公路密切相关。最近十年，中国公路总长度增长了两倍，跃升为世界第二，不仅贯通全国，也使更多的“小常庄”改变面貌。
    经济学家们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时，每每在讲到经济发展成绩之后，还要讲一句“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还存在”。三个观察点的报道具体解读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白鹿镇原来的经济支柱有两个，一是小煤窑，二是黄连。1998年，全乡共有近20个小煤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都转到了小煤窑上面。1999开杂货店的朱老板说：“经济不景气，生意萧条。”经济不景气的原因是因为倒闭了几个小煤窑。2002年，15个小煤窑要关5个。2004年，一起矿难，给镇上造成了20多人的死伤。
    白鹿镇旁边的上环山适宜于种黄连。1998年，黄连每斤40元，不少人就赚了钱，1999年，黄连价陡然涨到90-100元，“黄连老板梦里都笑醒了”。2000年，随着每公斤黄连价格飙升至200多元，白鹿镇出现了村村种黄连的局面。2001年黄连价格开始下降。2004年，黄连的价格从上年的七八十元一斤降到了二三十元一斤。在2005年阴冷的寒冬，白鹿镇人感受着黄连跌价和煤矿关闭带来的萧条。60岁的屠夫冯全民说：“黄连达到最高价200元一公斤时，我一天就卖完3头猪，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可现在呢？唉！”
    农业一靠老天，二靠市场，三靠政策。这三者都有不稳定因素。1999年夏天河南大旱，小常庄的庄稼收成不到往年的50％，很多农田绝产。70多岁的农民常全国与老伴就只好到附近各村乞讨为生。小常庄是1998年前宣布进入小康的，2000年新任支书常金山说，只是在数字上编成“小康村”而已，实际上并没有达到。2001年，整整四年来，干旱的土地把小常庄人弄得很糟心，他们花费在土地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小常庄人、尤其是年轻人表现出了对土地的厌恶和失望。2005年，生产资料涨价，农产品降价。2005年，河南省全面免除农业税，“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分散的小农经济，在市场面前仍显得步履蹒跚。

生活方式
    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经济、政治、文化、习俗、地理特征等多种因素经过长期冶炼而成的。所以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有相当强的稳定性。然而，改革大潮的冲击却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过，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既传统又现代，既开放又保守，既追求时髦，又墨守成规。
    坐茶馆是四川人特有的生活方式。然而，1998年，白鹿镇上新开的啤酒乐园把全镇上的五六家茶馆全打败了。当然，茶馆还继续存在，年轻人更看重啤酒乐园了。理发店大多变成了美容店。到了”赶场“的日子，美容店会迎来山上的农妇。她们背着背篓走进美容店，等背着背篓走出去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已经打成了卷。镇上有一个小教堂，每到星期天，用四川话唱赞美诗的人塞满可容纳300人的教堂。1998年12月20日，天气阴冷，教堂的风琴声与歌声却提醒人们他们正在准备平安夜弥撒。全乡大概有1000名天主信徒。
    1999年，记者在调查的三天内，除了自己外，没有看到有人在街上使用手机。2001年，在山上手机信号不通，聪明的村民用起了子母机，到地里干活带上子机，就相当于带上了全球通。2004年关沟村的党支部书记袁书学会了通过QQ跟外界联系，也有白鹿镇人开始用QQ向重庆网友询问黄连在那边的价格。2004年，白鹿镇上已有两家网吧开业，年轻人通过互联网，发现了另一个奇妙的世界。
    2000年，东部小镇成功路上有了健身热潮，有强烈节奏感的音乐从健身中心传出。修理自行车的颜呈迎老伯认为有些滑稽，“到街上跑上几公里不就得了，何苦花钱受这个罪。”2002年，现代豪华的”未来世界“迪吧吸引了许多成功路上的时尚男女。钢管舞表演的热浪一阵高过一阵，衣着稀少的女郎与钢管的每一次热切接触都引致台下无数手臂的疯狂呐喊。
    小常庄却没有城镇的繁华，农闲时期，各个村子都变得空荡冷清，青年人都去南方打工，等到次年5月农忙时再回来。半年多的时间，最少能带两三千元回来。青年人走了，只剩下老人孩子，在小常庄，这种冷清是明显的，正午时分，村里一片寂静。2000年12月，记者在小常庄两天时间，村子里无非是老树一样在一个角落一站就是半天的老人，满村乱跑闹得鸡飞狗跳的顽童，以及做好了饭张罗孩子吃饭的老年妇女。
    在美容店、互联网、迪吧风行的时候，婚丧嫁娶的风俗和礼仪几乎没有变化，但花费却是大大提高了。小常庄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倡火葬，但推进的速度一直很慢。白鹿镇酒厂老板的父亲过世，一支庞大的送殡队伍慢慢穿过小街，一条200米的街道竟然走了1个多小时。在成功路上，葬前葬后，家属们要请来军乐队、道士、和尚、宗祠里的人，一路奏乐在街上游行，包括亲戚朋友，人数可至上千。孝子跪在路口,看着游行队伍直到最后，火葬后将骨灰放在寺庙的”安乐宫“里。
    在白鹿镇和成功路，“集市比从前规范和热闹，却少了散慢和悠闲。人们行色匆匆。”市场经济使人们加快了生活节奏。忙碌可以增加财富，但失去了闲暇这一种重要财富。田园诗般的生活在市场竞争中消失，昔日的散漫和悠闲今后只能在回忆中拥有。

人物命运
    经济学家所说的发展是指经济指标的增长，投入与产出比例的变动，而社会学家眼里的发展，是考察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机遇和生活动机是怎样理解的，从而了解人们对眼前到来的“发展机遇”如何做出反应。由于不同的人阅历不同、眼界不同，所得到的信息量不同，在同样的机遇情况下，各人做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因此每个人的命运也不一样。这三个点的报道写了不少人物，这些人物的命运起伏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在白鹿镇十字路口私人杂货店的朱老板的命运是与改革相关的。他原来在一家集体企业上班，1992年这家企业垮了，他自谋出路在白鹿镇的十字路口开了一家杂货铺。在十字路口原来有一家供销社商场，和杂货店对门。1998年，镇上最大的仍是街对面供销社的商店，朱老板的生意显然不如供销社。然而，1999年底记者到白鹿镇时，十字路口上巨大醒目的“供销社商场”几个红色大字都已不见踪影。供销社商场倒闭了。原来的商场被分割成六七个小铺子，租给一些经营者。和这些小的经营者相比，朱老板的社会地位显然是上升了，而他地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集体经济无法维持，私有经济的地位上升。
    东部小镇成功路上的商人们，也是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状况而沉浮。蔡燕真15岁随父母在石狮市做餐饮，1999年24岁的她嫁到成功路开了一家“老牌牛肉火锅店”，由于税费太多，加上生意不景气，2002年终于关门，忙了两年，算下来亏了有3万多元，但蔡燕真不气馁，她说，“人不可能总是失败，下一次我就不会失败了”，她选择做保险为新的职业以后，“她整个人又焕发了活力”。加入这行6个多月，蔡燕真总共做了近30单，寿险和产险都做。但是这行难做，她抱怨说有人给回扣，搞恶性竞争，有好几个单子被人抢了去。做保险只能做熟人，做完自家人做亲戚，做完亲戚再做朋友，等一圈朋友都做完了，也就无人可做了。
    3个月没有客户就得走人，她深感保险业竞争“残酷”。2004年年底，蔡燕真在经历了火锅店和保险代理人的失败之后，又在成功路头上开排档，毕竟有了更多的经验，她的牛肉火锅很快引来了不少回头客。生意好的光景，蔡燕真每天要卖掉五六十斤牛肉，有的时候要到凌晨四点才能收摊。除了台风登陆的那几天，蔡燕真风雨无阻地保持着每天出摊的记录。市场经济正是像千百万个蔡燕真这样的人推动的。他们的拼搏，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造就了国民经济的繁荣。
    中原大地小常庄农民的境遇和东西部的两个点又有不同。报道说：“连续几年来，小常庄的土地翻来覆去地调整着结构。1998年的唐酥梨，现在硕果仅存在几户人家；1999年的双孢菇，失败了；2000年，上面又让种辣椒，尽管遭到了软抵抗，全村种了几十亩地，可是到现在辣椒也卖不出去，原来说的价钱根本没人要，也让农民挺灰心的。”国家一再强调“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政府可以提供信息，可以做种种形式的引导，如果靠县乡的行政命令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可能给农民带来灾难。
    在农村，为数不多的“能人”没有随政府号召的大流，却有着比较好的境遇。早年在深圳打了四年工的常进春，回小常庄后继续做生意，赚了十几万。2002年，他建了黄牛养殖场，还承包了110亩地种牧草和经济林。2002年，常进春种了10亩2万株塔柏。他和丹江口南水北调工程签了购销合同，三年后提供人工河绿化树。现在每株苗5毛钱，到时每株能卖到20块。在另外的地里，常进春雇人挖了70亩的树坑，准备种速生杨，成材后卖给地方造纸厂。在塔柏和速生杨地里，他还套种了50亩的紫花、苜蓿等牧草。“到时用这些草喂牛，饲料钱又省下来了。”至于剩下的地，常进春暂时还没想好种什么，“反正什么赚钱就种什么。”

人口与环境
    人口与环境，是当今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三个点的报道中也有触及。
    从1999年开始，白鹿镇人口一直保持负增长。在小常庄，虽然没有人口负增长的报道，但有人口老龄化的报道。
    人口增长减慢，这是中国近十年的新趋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7年及以前各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在千分之十以上。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为9.53‰，2006年降低到5.28‰。如果城市化进程继续加快，如果未来城市吸纳农民工的数量继续增加，如果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执行，那么，中国每年净增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受此影响，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会较早出现，大约会在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会达到人口峰值---但这个人口总量的值可能不是媒体平常所说的16亿，而应在14.3亿到14.5亿之间。高盛公司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会达到现在的近4倍，那时，中国的青壮年人口将被继续削弱，老年人口明显比例过重。
    经济发展使白鹿镇在环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白鹿镇产石灰石，有石灰厂、水泥厂。1999年，在街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听到开山的爆破声。一路上，密密麻麻的小石灰窑、小煤窑里飘出刺鼻的废气，几乎令人窒息。因为有太多的洗煤厂，从龙门山里流出的白鹿河水呈污黑色。
    2000年，白鹿镇的人知道龙门山是一块巨型冰川漂砾，对身边这座大山才神秘起来。随着龙门山旅游的开发，2001年，白鹿上空的开山炸石声已听不见了。为保护龙门山的自然风貌，在龙门山采石已被禁止，小石灰窑、小煤窑也逐渐关闭。2004年，曾经被上游的煤矿污染的白鹿河水，经过整治变得清澈透明，尽管河床上残留的煤灰依然可见。2005年，小镇环境显然是好转了，白鹿河的水更干净了。
    幸亏白鹿镇有特有的旅游资源，它的经济可以从资源型向旅游型转变。而更多的地方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难以解除。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难以兼顾，这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难题。
    黑格尔说过：“密纳发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能起飞。”意思是说，对于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过程，要等到这个过程接近完成的时候，人们才能真正认识这场变革。白鹿镇向何处去？小常庄向何处去？成功路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还要在继续观察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