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官场余震未了

从杨湘洪外逃到“私分”安置房曝光

■检察部门发现杨湘洪妻子游捷个人银行卡进出现金8000余万；

■在与杨关系密切的某企业家的笔记本中，记载有该企业与多名官员的“往来”，温州市经济开发区主任戴国森因此被双规；

■杨湘洪妻子游捷被捕前正供职于负责“剩余”安置房销售的旧城改建指挥部开发处。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否认“杨湘洪海外举报”一说

滞留海外半年后，杨湘洪再成温州官场热词。

3月31日，杨湘洪留在国内的妻子、原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开发处干部游捷，因涉嫌经济犯罪遭浙江省检察院执行逮捕。游捷落马后，旋即传出多位温州政商人士遭纪委约谈。

温州市纪委向本报记者证实，由游捷案连带查出温州市经济开发区主任戴国森等官员的经济问题，而后者已被双规。据了解，戴国森与杨湘洪均出身温州冶金系统企业，“是一个小圈子的老相识”。

上述案子的突破口均来自于与杨湘洪关系密切的某企业家，在其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办案人员发现了该企业与包括游捷和戴国森在内的多名官员的来往记录。

随后，4月1日，风声鹤唳中，一个网络帖子再度将温州官场推向更暴烈的风口浪尖。

网帖指温州市数十个政府部门的高官在旧城改建指挥部的配合下，以极低价格“私分”本该属于拆迁户的安置房，其中不乏多位市相关部门的一把手。温州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检察院副检察长等多位官员亦在其中。

两起事件各自独立、却又都似乎和杨湘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直接涉及杨湘洪的腐败，后者的矛头朝向杨以外的官员、又从杨妻游捷任职的部门泄出。有关杨湘洪在海外幕后操纵、“对政敌反戈一击”的传言在坊间一时传播。

4月13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布有关“安置门”处理意见，将事件定性为“未按规定程序审批，擅自以暂定价销售，违反市政府有关规定”；并将由“市纪委牵头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对该事件进行查处”。

在“剩余安置房”以超低价卖给官员时，鹿城区仍未被安置的拆迁户比比皆是　本报资料图片

温州官场余震未了　本报资料图

余震未了

检察部门发现杨妻游捷个人银行卡进出现金8000多万元，有重大受贿嫌疑；在与杨湘洪关系密切的某企业家的笔记本中，办案人员发现该企业与多名官员间的“往来”，其中不乏一些反常的“数字”。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对杨湘洪案的追查，查游捷就是为了查杨湘洪。”3月31日，浙江省检察院相关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

先有前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数年前出逃美国，后有前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滞留欧洲，同属副厅级的温州“二杨”双双上演出逃海外的闹剧，一度令高层震怒。

今年3月初，浙江省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杨湘洪案专门定性，“这么下决心的不归”，“从我们一般的常理上来分析判断他应该是有错误的，如果是没有一些重大的问题，他不至于”“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国家”。“中纪委、浙江省委对杨湘洪案高度关注，纪检部门派出的调查组一直没有停止工作。”浙江省检察院人士证实说，“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对杨湘洪案的监控。”

3月31日，浙江省检察院证实，杨湘洪的妻子、原温州旧城改建指挥部开发处干部游捷已被浙江省检察院执行逮捕。“纪检部门在侦查中发现，游捷在2007年间涉嫌以炒股等方式接受企业数十万元的贿款。检察部门还发现游捷个人银行卡进出现金8000多万元，存在重大受贿嫌疑。”

这正与此间官场高层流传的版本彼此验证。浙江纪检部门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游捷确是在向海外汇款时遭银监部门监控而引发注意，“但数字只有几百万，没有一些媒体说的2000万那么多”。

侦查工作最终是从一个小缺口打开的。这位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进一步讲述了有关细节。“我们接到银监部门的通报，发现她给法国的女儿打了这笔巨款。这么多钱，肯定不可能是她自己的。”游捷旋遭控制，被要求“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内”说明钱的来源。“她没有承认是自己受贿所得，只说钱是替在海外做生意的女婿借的。”借钱的“朋友”，正是温州鹿城区某知名的集团公司女企业家。

这位在鞋业和房地产业均有大手笔投资的女企业家，在温州政商两界颇具影响力。“很多事情，市里领导都很买她面子。”温州当地媒体人士举例说，2005年，这位女企业家曾被盛传在广东与几位富婆开房集体淫乱。在她的要求下，温州市和鹿城区两级人大常委会专门派出数人专程去广东实地调查，予以辟谣。

这名女企业家很快被纪委谈话、要求配合调查，随后，女企业家的儿子夫妇亦遭传唤，随后三人在配合调查后均被释放。

在女企业家儿媳妇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办案人员发现了秘密。纪检部门的知情人士证实，这个笔记本上记载了该集团与多名官员间的往来，其中不乏一些反常的“数字”。

笔记本记载的秘密显示：2007年中国股市最热时，游捷和温州市经济开发区主任戴国森等人，曾将金额不菲的款项交予这名女老板“代为炒股”，他们按月获得炒股的“收益”。

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异常，股市风云变幻，国内股指更曾一度出现暴跌。奇怪的是，这名“代为炒股”的女老板却仿如股神巴菲特化身，每月准时地供给二人炒股“收益”。

戴国森随后遭到传唤。“当天上午找他谈的话，下午三点不到就抄了家。”了解内情的人士认为，这说明纪检部门对戴案掌握的材料甚是充分。“在他家中的确抄出了诸如LV包和冬虫夏草等奢侈品，但没有网络传闻的60个和20多斤那么多。”“在建设土地极为紧张的温州、当了经济开发区9年的土地爷，又经常高调和企业家出入高档场所，他不出事还好，一出事，确定的数额决不会在少数。”与戴曾有过接触的企业家评论说。

今年53岁的戴国森，与杨湘洪交情不错。在上世纪80年代末担任温州团市委副书记时便因赌博犯事，但“不知为何，却没有降职”。1990年至1993年间，戴担任温州冶炼厂副厂长期间，便与当时尚在温州冶金厂工作的杨湘洪相识。“两人同属冶金系统历练过的年轻干部，难免会有共同话语”。

知情人士证实，戴国森落马后，一位杨湘洪身边的朋友向其透露，杨至少不止一次曾为其亲近的某企业土地问题向戴说项，“杨的圈子很小，能让他开口的并不多。”

4月13日下午，温州市纪委常委罗宏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证实了戴国森被双规的消息。他并承认，温州市外经贸局一位副局长因与戴案有涉亦遭双规。但他拒绝透露更多的案件详情，“本周四，市委常委会讨论后也许会发布有关戴国森的消息”。

他同时否认了坊间所言的“有国税局和房管局的副局长”被双规的消息，“没有听说。”

温州市纪委相关人士并透露，按照戴国森的行政级别，他本应由温州市纪委负责侦查，但此次办案，实际主要由省纪委负责，“我们纪检一室的人主要是配合”。

这源于此前杨湘洪因有人为其通风报信而滞留海外的传言，“主要为了预防再发生通风报信的事”。

“举报者”杨湘洪？

杨湘洪妻子游捷被捕前正供职于负责“剩余”安置房销售的旧城改建指挥部开发处，现身网络的安置房名单“游捷肯定经手”；但杨湘洪的妹妹、房管局干部杨晓红同样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4月8日，网络论坛“凯迪社区”出现帖子，举报温州大批官员在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的安排下，以超低价私分安置房一事。这些总面积23700平方米的内部购房名单中，列明了购房人的姓名、职务、地段、楼盘、面积、房号等，涉及市政府、人大、发改委、公安局、房管局、安居指挥所等当地政府部门领导。

人们发现，虽然刚刚被捕的杨妻游捷供职的指挥部开发处正是2008年9月前一直负责“剩余”安置房销售的部门，但名单中却意外地没有出现杨湘洪和妻子游捷的名字。

而这份名单“游捷肯定经手”，坊间因此流传是杨湘洪在游捷被捕后作困兽之斗的结果。

但这一猜疑遭到了旧城改建指挥部新闻发言人金佩静处长的坚决否认，温州市委市政府4月13日凌晨近1点发表的声明亦侧面否认了这一点。

了解发帖者内幕的知情者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说，这份名单，并非如外界所传那么绝密，“经手人的很多，旧城改建指挥部文印室的人和秘书，市政府相关的其他部门人员，人数都不少”。他并证实，沿着这样的思路，“安置门”事件后，这些人员都曾遭到“组织上的个别谈话”，“文件到底是不是从他们这漏出去的，有没有政治目的”。“实际上这也根本不可能是杨湘洪方所发。”当地媒体人士确认，名单出现的房管局干部杨晓红，正是杨湘洪的妹妹。而在媒体曝光当天即“申请年休假”避开舆论风暴的杨晓红，所拿的正是面积最多的329.3平方米套房，按所谓“8000元”的暂定价，当时的总价就有264万，而现在的市值早已超过600万。

“杨湘洪滞留后，温州官员间的猜忌日益加深。这不过是发帖人想借游捷落马的机会，浑水摸鱼。”知情者解释动机说，“企业和企业、官员和官员、官商之间，大家都想借这个机会，好好整整自己的竞争对手和敌人。”

这样的动机似乎将被越来越多的网络举报帖所证实。

4月14日，亦曾现身与“安置门”名单中的主角之一，前温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艾华的丈夫、原温州市工商局长潘忠乐，被曝作为股东参加浙江特福隆集团的股东会议。潘在股东会议留下自己的签名和手机号码的记录单亦被公之于众。

还有举报者表示，他手上掌握一份录音，可证明当时浙江特福隆公司董事长黄丽娜曾亲口说过，潘和另一名官员都曾是其公司股东，“她说潘是小股东，有1%的股份”。

4月14日，浙江特福隆公司董事长黄丽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否认说，潘当时只是作为公司邀请的注册方面的专家列席会议，“他不是我们的股东”。

但举报者通过中间人表示，他将可能在稍后选择向南方周末等媒体提供这份录音。

南方周末记者曾遍询此名单上的所有官员，官员们却彼此心照不宣般地关掉手机，选择了集体沉默。

从“外逃门”到“安置门”

年轻公务员们自嘲“我们都是门外汉，还没资格做门内人”；从“外逃门”到“安置门”，“这是集体信誉的沦陷”。

“这确实是指挥部文件，表格内容也属实”，温州旧城改建指挥部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金佩静确认。作为温州市政府新闻办指定的唯一新闻发言人，他一遍又一遍地向海水般涌来的记者们重复着这些话。“这些房子的出售过程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房子是2005年时开始销售出去的，价格是暂定价”，金不断重申。但他对于暂定价的核定过程、官员们如何得知购房信息等核心的问题，则以同样的一句话打发，“我2008年9月才调过来，过去的情况不太清楚”。

“温州市鹿城区大南门、信河街拆迁户拆迁了3到10年未安置的比比皆是”，官员们却在“私分”“面积最大”“户型最好”的房子后，迟迟未见正面回应。愤怒因此席卷温州民间。

4月10日，温州鹿城区大南门等处迄今仍未被安置的拆迁户，集体来到鹿城区政府门口，高声表达自己的抗议。而此时，在温州繁华的公园路等处，“拆迁九年，还我店面”等标语则早已屹立多年。

在温州市府大院里，有关“安置门”的讨论也已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秘密话题”。没有资格享受“剩余安置房”的年轻公务员们一边打听网络公布的最新进展，一边互相揶揄，“我们都是门外汉，还没资格做门内人”。

“门外汉”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安置房的优渥待遇并非人人能有资格分享。

安置房掌握在旧城改建指挥部手里，除了他们内部的职工，“只有处级以上的干部才有可能享受此待遇。”而这些官员中，又要凭借各自的资源、能力各自努力，才能获得不同类别的安置房。南方周末记者认识的一名温州市正处级干部就抱怨，因为路子不宽，他仅获得了“不到”140平方的公寓，“户型、采光都很差”。

知情者透露，旧城改建指挥部的操作手法其实很简单，“先在拆迁户挑选前预留好户型好的房子，部分给自己机关的工作人员，其它的则供给市里各相关部门，搞好关系，求个平安。”

在一项网友对获利前十的排名中，工商局、公安局、纪委等要害部门的领导干部均赫然在列。

“名义上，这些房子是拆迁户挑剩下的‘剩余房’，实际上，它们都是预留好的，拆迁户根本看不到。”

留好房子后，指挥部通过自己指定的价格评估机构作出一个有利自己的“暂定价”，“领导们”可以以极低价格购买自住。

如果有人想套现，方法亦如“炒楼花”般简单，“购房者付几万元订金后，再找下家出钱买房，自己赚差价”，“或者购房者以低价假卖给下家，下家以市场价套现后，所拿差价按比例分成，批房领导拿最多，剩下的二者均分”。

部分有能量的企业主也进入了“安置门”名单之列。网络爆料说，浙江特福隆集团的企业主黄丽娜和陈永坤也各购有一套房，两人面积分别是329.3平方和265.79平方。

4月14日，黄丽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承认，她和陈永坤的确用“一次性付清”的方式购买了房子，那是因为她和旧城改建指挥部的人很熟，“我们公司就在指挥部附近，指挥部有时做工程，经常要借我们的东西”，有买房子的机会，她当然不能错过。

4月13日凌晨1点，温州市委市政府在经过前日彻夜的“专题研究”后，终于以“温州市纪委、监察局”接受温州网采访的方式，发布了一则有关“安置门”的最新处理意见。

意见先将事件定性为“旧城改建指挥部未按规定程序审批，擅自将拆迁安置房剩余房源以暂定价进行销售，违反了市政府有关规定”，随后宣布，将由“市纪委牵头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对该事件进行查处”。同时，“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两家具有一级资质的房屋中介评估机构(非温州地区)，将旧城改建指挥部以暂定价出售的有关剩余房源逐套按当时市场价进行评估审定”。

“初步意见”没有对名单中涉及到的官员进行否认。

“我们也是刚刚接到消息，工作小组还在抽调人员，还未组成。”4月14日下午，温州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殷乐人在面对南方周末记者一边匆匆跑进电梯，一边回答说。

“我们本来想建议以市政府接受采访的名义公布，但市委也许考虑到市政府相关各部门在事件中涉及太多的缘故，最终决定让我们纪委牵头。”温州市纪委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拆迁户们对负责监督的纪委亦丧失了信任，他们以“潘忠乐”的例子抱怨说，“前纪委书记老公的问题，他们能调查吗？现任常委、副市长的问题，他们能调查么？”“市发改委主任黄河就在购房名单里，他们指定的评估机构能公正么？”

从杨湘洪外逃到“安置门”，“这是集体信誉的沦陷”。在当地论坛上，网民如此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