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突发灾害，要培育民间社会的韧性

有句话叫“多难兴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灾难面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会被唤醒，也许在某一个瞬间，平时只关心周围亲朋好友的人们，会把目光投向远方，并认为远方的灾难与自己有关。当许多人都有这种意识，社会便不再是一盘散沙。

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成为了中国现代公益的起点，在那之后，民间社会的志愿热情达到一个高峰，从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到企业家群体，各类行动者从四面八方涌入，各式公益机构、社会组织、灾害救援队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出现学界所谓的“现代公益慈善的涌现现象”。

民间社会的韧性非一蹴而就

以民间公益的方式来回应公众普遍关注的突发灾害，其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即面对不期而至的灾害，我们并非无能为力，一群普通人也可以通过相互连接，做出有效的行动，回应突发灾害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民间社会的韧性是可以被发展出来的，而且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这个假设的大方向是没错，但是民间社会的韧性也不是从来就有，或者可以一蹴而就的。公民与企业的志愿热情得在一次又一次响应灾害的过程中，在一次又一次反思和创新中寻找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在汶川地震之后的几年里，民间社会出现了一个“到灾区去”的小高潮，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导致救援道路堵塞，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降低了救援的效率。

但是，应该怎么看待这样“民间救援不力”现象呢？笔者认为，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阶段，不能一出问题，就否定其作用；其次，社会力量在参与救灾时，自身的定位很重要，处理好政社关系也很重要。同时，要采取更聪明的、更有技术含量的策略。

灾害面前，民间援助如何发挥优势

一直有个说法：在应对重大突发灾害时，政府是主力，民间是补充。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应该说得更精细一点，首先要明确，民间公益对灾区的援助，是一个关键的补充，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补丁，这意味着民间公益的组织者要看到政府救援所覆盖不到的地方，并结合自身优势给出解决方案。同时，民间公益不仅要考虑与政府的错位，也应该考虑如何与市场形成相互补位。

现在是一个可以网购的数字时代，设想一下，如果网络和交通正常，受灾群众可以通过网购获得生活物资，或者当地小卖部可以顺利进货，那民间公益的援助还有什么优势呢？就完全没必要跟当地的商店抢生意。公益和市场相互补位的原则是，市场能做的，公益就不应跟市场去抢。因为对于受灾群众获取物资来说，市场是比公益援助更好的方式。

但我们也知道，当大灾发生的时候，市场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民间公益的救援物资有时候确实可以比市场更快一些，尤其是一些没有太大商业价值的物资，比如婴儿的纸尿裤，一些小众的药物，脆弱人群的特殊需求等。当然，这些在市场完全恢复之后，肯定也是市场主导的，但在正常的供应链恢复之前，公益捐赠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救援创新，回应个性化需求

新的、数字化的捐赠产品也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比如某互联网企业基金会在京津冀水灾和积石山地震灾区推出的“数字消费券”项目。当时，灾区里，尤其在灾情安置阶段，被转移到安置区的新生儿家庭对奶粉、尿不湿等物资需求很高，但每个婴儿使用的品牌、规格不同，传统统一采购的模式很难照顾到人们的个性化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企业基金会联合爱德基金会给新生儿家长发放了一批“宝宝券”，在刷脸认证后，200元“宝宝券”可用于在当地购买奶粉、尿不湿、衣服鞋帽等物品。

这样的捐赠方式既可以保证当地居民的生计，同时也能激活当地的经济生态。与之相反的情况是，过去很多备受关注的灾区，在大量同质性捐赠物资涌入后，部分生活用品几年都用不完，当地的小卖部、小超市没了生意，纷纷倒闭，反而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生态。

很多专家预测，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已经越过了一个临界点，我们有可能会从一个气候比较稳定的时期，走向一个气候不那么稳定的时期，各种极端天气的频率有可能会加大，强度有可能会增加，如果是这样的话，民间社会的守望相助更显重要。政府的救灾能力也有边界，培育民间社会的韧性，创新民间救援的方法，让信息流通起来，这些都格外重要。

• （作者黎宇琳系“共益资本论”主理人、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