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小说家的两个世界

小说家毕飞宇讲起一件关于写作的旧事。

1988年，他独自登上了一艘渔船，准备出海去。他的脑海里装着一个小说的雏形，情节还不完善，但发生背景已经确定，设定在茫茫的大海上。毕飞宇在苏北平原长大，对大海的真实质地缺乏感性认识，“唯一知道的就是（很多）水，很大”。年轻的小说家讲求严谨，认为小说里，“有些东西是不能错的”。他托了多道关系，最终在大年初六这天，在狭小的渔船上得到一张铺位。

小说让他第一次抵达日常经验之外的世界。

渔船载重17吨，在茫茫大海里微不足道地摇晃。他的确看到了远超陆地上分辨率的景观。比如海鸥，在渔船上仅距离他四五米远，能清楚看到它们鹅黄色的嘴角；因为船身摇晃，没有一个渔民的门牙是完整的，都被撞断了；在船上，水装在铁罐中，喝起来有一股铁锈味道，“喝不进去，一喝就吐”。

他换得了虚构世界的真实，但也在自己生存的真实世界里，吃了一番苦头。

第二次采访的这天上午，他几乎是滔滔不绝，将那段经历的每个细微感触都和盘托出。在海上煎熬的11天，是胃里翻江倒海的11天，他从上船一直晕乎乎吐到下船。

“在海上，脑袋无限开放，而身体无限痛苦，晕船最晕的时候，你睡不着的，脑袋灵活得不得了，四通八达，每时每刻你脑袋里面都是一堆乱码。”他说，“你不在那儿漂一下，对生命的脆弱、渺小和无助，你逮不住。”

海上的漂游，恰恰类似于他写作时的状态。

那是一种复杂的感受。神圣感和恐惧感并驾齐驱，同等强烈。他形容，写作时，就像一个人跳入海中，看不到彼岸，身边是无限扩大的水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从哪里上岸。“你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会有意思，要把标题打下来，有两三行必须要写下来的时候，同时你也会觉得，哪一天才能写完啊，很害怕。”《推拿》写了13个月，其中5个多月都因为收不了尾而搁置在那儿，他甚至动过放弃的念头；2023年出版的新作《欢迎来到人间》折磨他更久，在“海里”泡了十多年，才终于湿漉漉地上岸。

转瞬即逝的灵感，是他得以依凭的那根浮木。

年轻时，毕飞宇常在枕边放本笔记本，开车时也随身携带，灵感在午夜登门造访，睡梦中的他来不及开灯，拿笔记下。有时，因为字迹潦草，字压着字，再也难以辨识，他会陷入深深的沮丧。

他将灵感到来时的体验描述成一种“喷涌”——思维速度的计量单位要按毫秒计算，新的主义、新的结构、新的人物关系，不停在脑子里往外涌现，自己就像“发情期的狗”一样闹腾、不安。有人曾问他，写作一个小说需要多长时间，他脱口而出，几秒。对方觉得他在胡说。“其实我不是胡说。再大的小说，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几秒、十几秒钟，在脑袋里，刹那之间，电光火石般的撞击当中就有了。”

二十来岁时，喷涌状态到来，毕飞宇当天就要把灵感写下。如今，他有了老作家的冷静，眼光里多了一层审慎。过了两三天回望，仍然觉得不错的内容才留下，有些内容当时觉得挺好，“其实是一堆狗屎”。在自卑夹杂沮丧的情绪里，他将文档里的字数尽数删掉。

那些呈示思维活动混乱形态的符码，最终要一点点耐心捋顺、赋予秩序。他将写作的过程形容为农民插秧，“一棵秧苗就是一个字，一棵秧苗接一棵秧苗地插下去，一个字接一个字打出来，”他说，“回过头去，无限浩瀚的一大片稻田，一个一个的字在那儿。”

现在，毕飞宇拥有一片又一片稻田，堪称浩瀚。

毕飞宇，当代作家，1964年生，江苏兴化人，代表作《玉米》《青衣》《平原》《推拿》等。（受访者供图）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这天，他穿着衬衫，姿态挺拔。聊天中，他自然而然称自己已是“一个60岁的老人”，却永远处在白日梦的状况底下，“无论在街上走，还是和朋友一块玩，我基本上一个人在那儿编某个人的故事，这个‘编’不需要刻意，自然而然”。

他曾听过一个说法，对作家而言，最浪漫的事，就是“把自己写老”。在他现今的日常生活里，年老渐渐显露迹象。在他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南京，他的年纪已经可以申领一张老年公交卡。不久前，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他的声音变粗了，他回答，“那当然，老了么”。

前年冬天起，他开始阅读古籍，这个举动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异。他翻出《论语》《孟子》，最近读的是《韩非子》。他说，读古籍是为老年做心理上的准备，“我要靠这个来养老”。

他出生于1964年，父亲一辈读过私塾，学四书五经，他上大学的时候，接触的是西方现代主义，在古典文化上没花太多功夫。“你毕竟是一个中国人，死的时候得见你的老祖宗，见了孔子和孟子总得说说话吧，说什么呢？总得了解一下吧。”

但他觉得自己的心态是不老的。按他的话说，一个60后作家，过了知天命之年，可以说是功成名就，活到了可以懈怠的年纪，但仍然对写作中的“进步”有所追求。最近几年的小说作品里，他执著地挑选年轻人作为叙事的主角。

进入60岁后，他发现内心干净许多，“没那么要了”，“二三十岁、三四十岁表面看来面对的是自我，实际上都是自我之外的东西”。现在，虚荣心不能说一点没有，但远没有年轻时那么强健。面对生活，更多是感到平静，对日常有平静的爱，同时兼具正当的怀疑。

对写作的热情还在。

在一年又一年的时间轮转里，毕飞宇和他所虚构的世界共存了三十余年。很难说清，他所虚拟的那个世界，和他所存身的这个世界到底孰轻孰重。它们互为镜像、彼此渗透，记录他所发现的生活真相。

写作时，毕飞宇需要一点日常生活的动静。拖地板的声音，狗走来走去的声音，瓷碗和瓷碗的碰撞声，烧开水的声音。这些声音让他踏实。无论脑子里构想的人和事多么飘忽，那些声音提示他仍身处现实之中。有朋友曾提议，让他去山区或海边的别墅写作，他拒绝了。“在那儿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都不能判断我是活着的还是死了。”

没有五个小时的整块时间，他通常不会写作。长时间的写作，有时跨过午餐，妻子就把菜放在米饭上面，把碗送到他的电脑前。“我就一边吃，一边用一个手指头在那儿敲。”

虚构的世界，扯动着作家的现实情绪。按照他转述妻子的说法，写作时的他“几乎是个神经病”。“她说我写作的时候表情很丰富，可是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毕飞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是我想那个东西肯定很吓人，有时候脸上充满了喜悦，有的时候充满悲伤。”

“作家不是写作的人，作家是一厢情愿相信虚构类事情（的人），大部分人觉得虚构的世界是假的，是编出来、想象出来的东西，我们不这样，最起码对我来说不这样。对我来讲，我非常相信虚构类的事情，只不过它不在三维里头，它是很坚定的现实，我是和它在一块的，我是和它同呼吸、共命运的。虚构不是虚假，虚构情景意味着维度的不同，它不是虚假，虚构是更高意义上的真。”毕飞宇笃定地相信这点。

力量，写作和日常生活

写作上没停止逞能。

作家的一天从一杯咖啡开始。

在南京龙江，流传着毕飞宇常常出没的咖啡馆。盛名在外，常有“粉丝”在那里蹲点堵他。他说，迄今遇到“最神奇的事”，是在楼下的红绿灯处，被拖着行李箱晃悠了两三天的读者堵住，对面语无伦次，只想和他说几句话。

来自远方的人，怀揣着各自碰到的现实问题，想找他倾诉，觉得作家或许藏着特殊的秘方，可以让他们拿走。“其实我是没有的，”毕飞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