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级别”新智库 欲建大国经济软实力

越来越被推上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试图通过组建一个游刃于官方、企业和学界的高级别智库在国际舞台上发声，以塑造中国软实力，并争夺国际话语权

71岁的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领军新智库　图/CFP

高级智库诞生

本周一，在离中南海西门不远的一个院子里，一位外交部官员正在和魏建国确认这几天的会面时间表，名单中包括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和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

让他们走在一起的是一个希望跻身国际一流的中国新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

魏建国，商务部前副部长，现在的身份是国经中心秘书长。李和姜都是该中心的常务理事。

他们要讨论的就是国经中心计划在6月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全球智库峰会，其议题是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应对。

3月20日，这个在美国金融危机后酝酿并迅速组建的智库在北京宣布成立，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一个由122人组成的跨经济、学术、外交和政府高层官员的超豪华领导阵容，其理事长是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副理事长和理事则囊括了一批高级别官员、大央企和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国际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其中在职官员包括国资委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发改委两个副主任，财政部、工信部、环保部各一名副部长。

这个智库一问世，即被外界称作“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中国对智库的关注从来都没有这么热过！”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说。上周他刚刚对国经中心进行了一次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介绍全球最重要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的运作方式。

请他讲同一话题的还包括其他好几家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而作为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和经济学家的肖耿，以前的演讲和讨论话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中国的经济和公共政策。“当中国越来越被推上世界的舞台时，中国猛然发现，自己对外面的世界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迫切希望得到智力支持。”肖耿说。

构建大国崛起之战略共识

眼下这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和速度，推动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最新一个例证就是上个月的“G20伦敦峰会”，在国际上被很多人解读为“G2峰会”，认为现在能拯救世界的就是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尽管中国政府非常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实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危机似乎让中国这个世界舞台的“新星”一下子成为了主角之一。

新角色意味着新担当。

如何尽快走出经济危机，“全球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因此，“成立国经中心，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要求，肩负着时代的重托。”理事长曾培炎在国经中心成立大会上说。

“当前，配合政府之间的国际经济对话，引领和整合国内智库参与国际交流，对我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增强我国经济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曾培炎说。

既然诞生于危机之际，国经中心今年的研究焦点自然就是经济危机及其应对。

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经中心今年将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全球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个课题是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包括招商引资、外贸出口政策如何相机而动等。

而对这两大问题，国内经济学届和研究机构一直存在深刻分歧。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部门利益也渗透到隶属不同部委的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一系列重大问题缺乏共识，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判断和主张，在中国经济界似乎已是常态。

其代表性事件就是，去年年底，余永定带领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周其仁领导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首次以官方和民间两大智囊机构的身份，对政府的4万亿刺激内需政策提出质疑。

在那次会议上，这两大智库对当下的几大热点问题，比如中国经济危机到底更多的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缘于自身的紧缩货币政策转身太慢；为了保就业保增长而补贴出口，到底能否拯救中国；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否安全等，都提出了和官方不一样的解释和政策建议。他们邀请了包括本报在内的几家媒体，希望多方位影响决策。

随着危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战略问题亟待谋求共识，比如在这一轮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是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佳时机，现在是不是中国在海外收购资产的最佳时机，如果是，又该如何应对全球保护主义的抬头等。

这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问题，也是包括国经中心在内的中国智库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在大海上，不缺划桨的，不缺掌舵的，缺的就是那个爬到桅杆最高的地方，拿着望远镜看的人。”魏建国说。

此外，未来全球化发展、中国能源和粮食安全、气候变暖、中国和美日俄印的经济和战略关系，以及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都是该中心今年的研究重点。

研究已经紧锣密鼓地在进行。

在国经中心成立后的第五天，记者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见到郑新立时，他刚从理事长曾培炎那儿回来。一到办公室，郑马上招呼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国资等几位研究人员回来加班，那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其中一位研究人员已经快到家了。

国家公关新渠道

走上舞台中央的另一个代价，就是大家对你的议论也更多，其中也不乏由于不知内情甚至恶意的误导。

近些年来，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言论转到了能源、粮食、环境和食品安全等领域，譬如正是中国的消费直接推高了上一轮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的走高等，这种观点曾大行其道，其背后也有一些重要国际智库的研究支撑。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经过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后深入人心。

而中国在国际上为自己辩护的人通常都是官员。但在西方看来，官员的辩护并不足信。“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其间对国际智库之间的较量有所忽视。”郑新立承认。

他对本报记者说，在国际几十年的对外交往中，中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缺乏一个除了政府、政党和议会之外的与国际智库之间沟通和较量的渠道。而发达国家的民间智库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与政界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的身份在政府要员与研究人员之间不断变换（所谓“旋转门”机制），他们的研究报告主要为政府和企业服务，其观点也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

所以，国经中心成立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与国外沟通合作的平台，“针对共同关心的国际经济问题做深入研究、开展讨论、扩大共识”。“同时也可以针对国内外舆论中对中国经济关注的焦点和澄清被误解扭曲的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沟通途径。”郑新立说。

这也意味着，中国从此将形成一种新的国家公关渠道。

布鲁金斯经验

就在中国智库酝酿着走上国际的时候，国际著名智库早已在中国扎根。全球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就是这样一个机构。该中心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一个常设机构清华-布鲁金斯中心。成立3年来，他们为中国高层所做的研究报告包括中国的汇率、金融改革，医疗改革、中美能源战略等，他们还曾帮上海市政府完成了关于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10点建议。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还邀请了众多美国的资深对华外交官、官员以及著名的学者来访，和中国官员、学者就中美之间的重要战略问题进行闭门或不闭门的圆桌论坛。

仅举一例。

去年5月，正当奥运火炬传递在一些西方国家受阻，国际社会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身上的时候，时任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的贝德来华，他不仅参加了布鲁金斯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作了一个关于中国该如何理解美国不同声音的演讲，还和有关政府官员开了几次关于西藏事务的闭门会议。

在当时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贝德透露，在这些闭门会晤中他一直在向中国有关官员建议：北京应该和达赖喇嘛的代表重新对话。巧合的是，就在贝德离开北京后不过几天，中国政府就宣布了重启对话的决定。

没过多久，旋转门机制再次在贝德身上发生。作为美国一位资深的熟悉中国事务的外交官，他出任奥巴马亚洲事务主任，就美中关系的战略发展向奥巴马出谋划策。贝德也是美国新一任驻华大使的热门人选。

贝德自称是“中国的好朋友”，在中美两国都人脉深厚，他向中国解释美国，向美国解释中国，并影响着两国政府相关的决策。

而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表现在能否推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更体现在人脉的积累上，特别是与国外政府、国会以及智库等的人脉积累上。“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思想库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这将严重影响到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国际话语权。”去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了一年访问研究员的王莉丽说。

被寄予厚望的新智库到底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等一些国家常设性的智囊有什么区别，目前尚不得知。不过怀疑者不乏其人。有学者称，就世界范围看，高级智库之“高”不在级别，关键是看贡献了怎样的“高见”。

另有专家指出，新智库虽然阵容豪华，但组织松散。“现在猜测都没有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智库人员说，“一切都要看将来新智库能参与国家哪些重大决策，参与到什么程度，能发挥多大作用，和其他部委的关系到底怎样。”

他估计新智库可能更多是通过会议和研讨形式，针对热点问题提出决策建议，而不是做系统研究和系统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