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ESG产业：锚定治理创新推进可持续导向的转型与变革

在社会各界如火如荼深入讨论和开展ESG各个方面的话题时，不免产生ESG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的疑惑。不同机构积极地投身于ESG相关的各类活动中，是把ESG当成目的——ESG本身作为潜在的巨大商业机会——去做？还是各界人士从价值观层面已经认识到ESG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所必须履行的基本“社会契约”、ESG是通往企业社会生态环境和文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手段？

进一步思考引发了更多地提问：当下很多企业和一些政策制定部门对ESG的推进，是基于工具理性的行为还是基于价值理性的行为？ESG对于企业转型与变革意味着什么？ESG评级究竟是服务于谁的利益？更多企业提升ESG评级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总体福祉改善会产生什么积极影响？政策制定部门如何在区域甚至更大范围内有效地推进企业对ESG的理解、执行，服务和帮助企业有效提升应对日益复杂多变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政策约束，以及来自不同利益相关方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压力和期盼？政府层面要“推进ESG产业发展”如何能够借此促进政府治理创新？将ESG作为政策工具和治理手段，如何能引领城市治理创新、赋能企业可持续转型与变革？

超越企业层面，推动ESG治理创新

2023年伦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Alex Edmans发表题为“ESG的终结”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ESG既非常重要，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ESG is both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nothing special）。说ESG重要，是因为ESG因素对公司的长期价值至关重要；说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是因为ESG并不比其他无形资产更为特殊（如管理质量、企业文化和创新能力），这些无形资产同样对公司的长期价值有重要影响。

抛开美国近三年出现的“反ESG”浪潮不谈，我们对于ESG这个舶来品应该如何发展，有着根植于东方智慧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之下更为深刻的理解；对于在“资本主义源代码错误”这种带有缺陷的价值观影响下造成“人类处于行星紧急状态”，我们如何从更加系统的视角去审视和反思相关变革。

对于一部分觉醒的商业机构所推动的以ESG为核心理念的商业变革，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在美国一众大企业高管签署“公司宗旨声明”之后商业机构是否真正实现了从竞争和自利驱动以及以利润为中心的商业思维转向了共享价值创造（包括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及其他）的范式转变。而要超越“一切照旧”的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范式，就必须找到和发展能够改变一个系统的最重要杠杆支点的能力。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绿色转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着深刻变革的当下，来自各方面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行动主体在积极参与到ESG理念和实践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将会日益发展出多中心、网络化的社群结构。

从组织生态的角度来看ESG，其本质是在一个由政府、企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社会行动者构成的社会网络中，为实现社会经济系统范式转变而寻求集体合作和开展协同行动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动态的社会网络中，鉴于ESG内涵和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在处理个体与集体、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与整体、冲突与合作、规制与自组织、发展惯性与组织变革等不同方面的对立关系时，对政府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从传统的管理转向治理，从层级式科层管理到多种形式的合作治理机制转变。

因此，针对各方面力量积极推进ESG快速发展必将形成一个多中心、网络化社群的动态组织网络的情况，政府如何提升围绕ESG的系统治理能力，有效促进动态组织网络情境下不同ESG社群和行动主体间的组织间协调、信任、合作和社会学习机制，从而激活和发挥好组织创新和社会创新的作用，正是实现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范式转变的最重要的杠杆支点。

简而言之，我们应当超越仅仅从企业层面讨论ESG的视野，转而从政府治理创新的视角，去探讨区域层面ESG发展如何提升经济、环境、社会系统的含金量、含绿量和生活福祉，如何通过治理创新与不同利益相关方合作构建有利于ESG发展的生态体系，实现ESG发展与治理创新机制的良性互动。

对标SDG，推动ESG产业发展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推进ESG，甚至出现了“推进ESG产业”、打造“ESG产业创新中心”等提法。对此，我们在保持欣喜和积极参与的同时，仍然需要保持一些冷静思考。地方政府设定的这些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城市提升可持续竞争力、包容和韧性等发展目标的紧迫性而考虑的？所谓“ESG产业”的政策出发点是否仍然是以经济增长目标为导向，或是找到了转变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范式通往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ESG产业的发展将对区域内其他产业的ESG能力建设和提升、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以及整体营商环境带来哪些方面可测量的影响和改变？政府将通过什么机制去构建ESG产业生态？对于发展ESG联盟，将通过什么样的治理机制开展有效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以促进多中心、网络化社群间的协调、信任、合作和共创？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ESG生态系统地图，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框架制定机构、标准制定机构、鉴定机构、数据提供机构、专业数据提供机构、投票参与机构、董事会联盟和倡议机构、投资机构联盟和倡议机构等完整的ESG生态系统。这个地图可以理解为是在全球层面对ESG产业的生态系统所做的呈现，是为了从系统层面更好地促进不同机构间的协作、沟通、合作，帮助投资机构、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能够有充分清晰的共同认识。

而具体到城市层面，这样的“ESG产业生态”将如何发展？成都高新区于2023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碳中和服务业枢纽的战略，明确聚焦于在碳数据、气候投融资、碳咨询、碳法务和碳宣教等五类碳中和服务业领域开展系统性的策略行动。这为我们更好地学习和跟踪了解在城市层面推进和发展ESG产业生态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案例。

ESG在企业、产业和区域层面的深入落实必须与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具体对接起来。一个区域的企业和产业在哪些方面能够体现其对标和贡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ESG如何能够更好地赋能这些企业和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基于可持续性的竞争力，这是地方政府在推进区域ESG能力建设方面可以积极探索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20年开发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者地图，帮助投资者和企业识别既能够产生商业回报又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投资机会领域（IOAs）。这不仅是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沟通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体现，同时，在这个工具的支持下，各地政府可以有效地梳理和筛选出本地区经济发展与国家发展需求和SDG一致的产业集群，进而让全球投资者更好地了解符合可持续投资价值目标的相关投资机会。

此外，中国地方政府在制定推进ESG能力建设和ESG产业发展的政策时，可以借鉴马来西亚政府投资贸易与工业部（MITI）于2023年10月正式发布的国家产业ESG框架（National Industry ESG Framework）。这份政策框架的出台是马来西亚政府为了服务马来西亚企业更好地了解和应对欧盟日益增加和严格的ESG规制对其企业出口的影响而提供的综合性的政策指导和服务。这份政策框架包括清晰的两阶段规划、4项支柱、17项战略、50项服务、6个关键赋能者。该框架规划了从2024-2026年为第一阶段的“公正转型”期以及从2027-2030年为第二阶段的加速阶段。整体规划目标是实现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提升可持续报告、吸引更多符合ESG的投资、提高出口竞争力和市场拓展、助力实现2050年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从政策框架的基本内容来看，是非常具体详实的，既对标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又切实关注于服务和提升本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和吸引投资的能力。

在当下人类社会和整个地球都面临着重重危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将自身置身于更大的生态系统中重新思考我们的价值，以及我们如何超越《增长的极限》所警示的行星紧急状态。探索有效的治理创新机制，推进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导向的转型和变革，这是我们“危中寻机”的变革之道。在更高的系统层面审视推进ESG的发展战略和路径，只有锚定治理创新才能激发所有的行动主体参与实现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范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