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康德三百周年诞辰：从一份重现的王国维手稿想到的

2024年4月22日，是康德诞辰300周年。资料图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自科学始，所以康德最早为国人所知，是由于他的“星云假说”。1886年，康有为《诸天讲》卷九提到“韩图”（这是康氏的译名）的星云之说。十年之后，1896年严复译《天演论》，在“天演者，翕以聚质，辟以散力”这句话的按语里也提到星云说，不过并未道及康德的名字。1903年《大陆报》还有一篇未署作者名的《西哲之星云说及佛教之器世间论》，说：“创立星云说者，康德是也。”“康德”这一译名大概首次出现就在这一年。

但康德毕竟是近世大哲，其哲学学说也慢慢被我们了解。1900年代严复译《穆勒名学》时，按语中有“窃尝谓万物本体虽不可知，而可知者止于感觉”，被认为很有康德哲学的味道。但严复从未提及康德，他的哲学也较粗浅，反倒是译吸引力和排斥力的术语“翕辟”，后来衍变成熊十力《新唯识论》的重要术语，算是给中国新哲学的重要贡献。1903年《新民丛报》连载的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被公认为我国首篇系统介绍康德及其思想的文字。这篇文字无疑深受日本人影响，根据“东人”译法将三批判译作：《纯理性批判》《实理性批判》《判定批判》，似乎按梁启超的意思，“理性”该译作“智慧”，“批判”该译作“检点”。1906年《民报》发表章炳麟《建立宗教论》，康德的两部著作译为《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和今日的通译一致，只是思想介绍极为简略。1924年4月22日，康德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日，《晨报》副刊和《学灯》均有专栏纪念，《学艺》和《民铎》组织了《康德专号》（《民铎》大概因为组稿较慢，推迟到1925年）。这标志着康德哲学已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

哲学思想的传入，一定有个“格义”（编者注：即用一种文化原有的概念，去解释从另一种语言文化翻译来的新观念）的时期，康德哲学早期在中国，《纯粹理性批判》多以佛学格，《实践理性批判》多以儒学格，梁启超是很显著的例子。尽管“格义”的缺点不言而喻，但百年之后，我们的康德研究愈加远离国情，回头来看那个时期，却能够为我们带来不少新的启发。王国维是处在走出“格义”时代的重要人物，提供给我们一个难得的典范。1898年，21岁的王国维在上海进入东方学社学习，接触到西方哲学。1901年远蹈东瀛，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但不久因病回国，开始为《教育世界》撰稿，直至1904年，他成为这个半月刊的编译主干。1903年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静庵文集自序》），这一年留有一篇《汗德像赞》，后来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