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人生:35岁后职场人如何应对裁员和转型

编者按:

在延迟退休政策渐行渐近的的背景下,“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却仍然是最常见的招聘条款。智联招聘2023年发布的调查统计显示:85%的受访者认同35岁是职场分水岭,自信“35岁依然可以找到好工作”的仅占4.9%。许多设置年龄门槛的企业和机构认为,35岁后,职员在个人精力投入和身体素质等方面会明显减弱,同时也因为相对更高的用工成本而变得不划算。

“35岁现象”成为了许多职场人心中挪不走、化不开的块垒。“无论有没有到达所谓的‘年龄线’,你都应该对未来有所思考,假如我被裁员了,我能做什么,又能依靠什么生活下去?在传统工作体系之外,我是否有其他稳定的收入,又要如何管理负债。这决定着当你面临突如其来的裁员时,是会轰然坠落、陷入怨天尤人的恶性循环,还是依然有能力生存下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陈雅峰

(陈志彤/图)

“你只是一枚弃子”

房平一把扔下手里的衣服,像只炸了毛的猫。

几秒钟前,她正在卫生间洗衣服,丈夫和儿子在客厅吃午饭。“你不要午饭时洗衣服啊,特别吵。”丈夫本意是让她放下手里的活,先来吃饭,可说出来的话却像带着刺。

房平的怒火瞬间翻腾起来,“我以前是职业女性,收入是家里最高的。现在我给全家洗衣服,还嫌我吵!所以是丢了工作,就被嫌弃了么?”蓄积已久的压力冲破了早已千疮百孔的防线,喷薄而出。结果是一地鸡毛。

那是2023年9月的一天,距离34岁的房平被裁员已过去了3个月,可失业的阴云从未散去。她时常彻夜失眠,白发噌噌地往外冒。丈夫的工作也不安稳。他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做程序员。年前刚裁过一轮,开年不久又根据绩效考评“优化”了一拨。此后,裁员成了每个季度的常规操作。房平丈夫所在的部门属于“重灾区”。被调岗后,工作暂且保住了,但工作量猛增,一个人要干以前四个人的活。每天早上7点多出门,晚上10点多才能到家。两个人的弦都绷得很紧。

除了每月1.5万元的房贷,他们还欠着女方亲戚50万元的借款。新房买在北京的东南六环。2020年底购入时,正值中国商品房销售再创新高的节点。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而出台的多重宽松政策,推动了城市房地产的快速回暖。按照房平的原计划,待首套房卖出,还清亲戚的借款并无压力。新房要到2023年初才交付,这一等,却等出了楼市的另一番光景。

自2022年10月将首套房挂牌后,大半年间这套位于西南六环房山区的房子始终未能成交。为了尽快出手还钱,房平联系了好几家中介,报价十万十万地往下调。直到下跳了50万后,终于被一位大爷买走,此时距离最初挂牌已过去了整整一年。签单的那天,房平五味杂陈。如果再晚些,房子将面临断供。可这样一来,又多出了50万元的还款缺口。

老家那边,房平失业的消息被小心地隐瞒下来,母亲是唯一的知情者。自失业以来,母亲就没在白天接过她的电话。房平知道,老人既是为了保全面子,也担心亲戚问起,平添忧闷。

这是“北漂”近10年来,房平从未有过的被动。

25岁时,她揣着几百元钱,从山东老家来北京寻梦。此后,凭着一股“拼命三娘”的冲劲,房平的事业几乎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019年,她更是迎来职业生涯的重要机遇。那年,“新零售”是市面上最热的风口,一批国产新品牌凭借内容营销打开了流量新赛道,在资本的助力下势头汹涌。

房平此前在新消费品牌和自媒体撮合平台的工作履历为她赢得了乘上这波浪潮的车票。在前同事的引荐下,她应邀加入一家大健康赛道的传统企业。为开拓年轻市场,该企业新成立了电商事业部,由房平出任总经理。那年,她30岁。

鼎盛时期,房平手下直管二十余人。老板应许了她“合伙人”的身份和相应的股份。因为奖金和项目盈利水平挂钩,房平一直以创业的心态投入工作,为此她甘于牺牲生活的其他内容。孩子出生当天早上,她还在开会,刚出月子,就恢复了上班和出差。晚上10点多到家,孩子来找她玩,她为了盯自家的直播间却不得不狠心拒绝。某种程度上,相比亲生儿子,她的母爱更多给予了自己的事业。

只是,这样的付出没能换来项目的成功。新冠疫情暴发后,居民的消费意愿和动力在下降。在消费低迷的背景下,曾经的“资本宠儿”逐渐遭遇盲目扩张的反噬,底层能力缺失带来的问题加速暴露。2022年,新消费赛道开始大范围“去泡沫”。

房平的项目未能突围。2022年下半年,因“投资回报不如预期”,她一手打造的团队被削减至5人以下,并入另一个传统事业部。房平也由事业部总经理降级为电商部门总监。此后,她的处境愈发艰难,不仅与传统业务团队磨合困难,工作开展也颇多掣肘,做不出成绩的房平日益被边缘化。她曾考虑过主动离职,但时不时有“快上新品了,还指望着你做电商”的消息传来,给她希望。

半年后,重用的机会没盼到,却等来了电商部门的裁员通知。房平可以留下,但代价是调岗至其他部门,降级为普通职员,工资减半。没有留下的必要了。交接完工作,连个送行的同事都没有。一切戛然而止,犹如一场幻梦。房平只觉得悲凉又可笑。

五年的全心投入仅换来两个月的工资的裁员补偿,远低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水平(注:《劳动合同法》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企业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这就是所谓“N+1”的由来)。她没有选择劳动仲裁,很大程度上是顾念着与公司的旧情,老板于她曾是伯乐。可即便是她自己,也明白这份感情是如此的一厢情愿,“和公司谈感情,别傻了!你只是一枚弃子。”

那个不受待见的“中年人”

41岁的徐海利对此感同身受。沦为弃子的伤,可以随着时间流逝而选择性遮蔽,但没有愈合的可能。

2022年12月,他在郑州出差多日,返回上海家中才得知,年近八旬的父亲已经病倒在床。那时全国新冠防疫政策放开,上海等一线城市率先迎来感染高峰,医院人满为患。为了不贻误父亲的病情,徐海利不得不辗转多家医院排队挂号。

他在一家互联网家居公司任运营总监,平日鲜少请假,时间几乎全都献给了工作。因为分管着公司的六个直播间和短视频内容生产,最忙的时候一天仅能休息四五个小时。这次,父亲肺部感染严重,他不得不请假照料,却被领导以“公司正缺人”为由拒绝。为大局考虑,徐海利遵从了公司的安排。没想到几天后,他便坐到了HR的对面,眼前是待签的离职协议书。

虽然早就收到公司打算裁员的风声,但上午还在开会、下午整个事业部就被端掉的节奏着实让他措手不及。HR话术冰冷,“你们的工作没做好,公司只能调整战略。”至于裁员补偿,“‘N+1的一半’已是最高标准,如不接受,劳动仲裁就在隔壁。”

心寒至此,徐海利不打算再拖下去,“早断早开始!”在职场这些年,他一直是“无缝衔接”。趁着被裁,他决定好好陪父亲治病。“工作嘛,会有的。”他这样想着,未曾预料现实的残酷。

被裁后,徐海利一直跟猎头保持着联系。猎头们的反馈一致:上游楼市低迷,很多家装公司都在裁员、降薪、冻编,新项目长期卡在“摸排”、“调研”状态,招聘根本推不动。

徐海利在分享他转行后的经历 (受访者提供/图)

至于徐海利的年龄,更是不利因素。他跟相熟的猎头讨论过这个话题。对方的观点是,有些公司确实会卡年龄,但就他所在的行业整体来看,年龄并非那么敏感。徐海利知道,这是对方的语言艺术使然,“告诉我实情的同时安慰我。”毕竟市场的反馈已经说明一切。几个月来,他投放了许多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剩余的回复都指向同一理由——“超龄”。

跟徐海利一样,被裁后,房平一直在思考何去何从的问题。这种思考是痛苦的。虽然是第一次被裁,但对于“中年”求职的尴尬,她算得上经验丰富。高管时期,房平面试过上千人,被她拒绝的“中年人”不在少数。

2021年,一位前知名线上教培企业员工来房平所在的事业部求职。彼时,受政策等因素冲击,在新冠疫情初期爆发性增长的教培行业经历了持续震荡,许多企业的裁员比例超过80%。据这位三十来岁的求职者介绍,此前作为抖音信息流编导,每月算上提成他的工资能达到4万元。聊到期望的薪资待遇时,他表示,想过回正常生活,不想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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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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