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看见二本学生之后，他们的来处与出路
她开始怀疑，之前对于二本学生的理解，是否过于单一和悲观了？
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得到一个文凭，贴上一个标签，把他送到流水线般的社会，却不管他的叹息、悲哀和快乐。
“现在的孩子很努力，拼命地安顿自己，但是特别难安顿下来。不像我们当初懵懵懂懂，很混沌的，你只要按部就班的，潮水就推着你走。”
发自：北京、广州
责任编辑：李慕琰
几年来，黄灯去了二十几个学生的老家做家访，此前她焦虑于二本学生的出路，家访却是意想不到的治愈之旅。（受访者供图）。
黄灯曾在广东金融学院任教超过十年，每次在讲台上看着学生，总看到背后拖着几十个家庭的影子。
从2017年起，她开始抽空去学生家家访。《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家访的脚步也没有停下，到了2022年，去过的二十多个学生家的场景像电影般一幕幕回放。
家访全程自费，正好当做一家三口的旅行，到过夏天溽热的南方小镇，萧瑟苍茫的北方村庄，也去过西南边陲的高黎贡山。
前一本书中，黄灯焦虑于学生的出路，家访却是治愈的旅途。她开始怀疑，之前对于二本学生的理解，是否过于单一和悲观了？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根据对4500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10年的跟踪走访，勾勒了原本在公众视野中面目模糊的二本学生群体。2019年，她的2015届学生毕业时，出路最好的考进了广州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大多数人去了一些名字无法辨别的小公司，还有人在奶茶店打单。
四年来，这本书加印了二十多版，也为讨论教育公平与阶层流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社会样本。黄灯觉得，文凭贬值、双非大学生就业难、第一学历歧视等问题很多人心知肚明，自己只是那个捅破窗户纸的人。
大大小小的媒体找上黄灯，很多年轻人在讲座结束后加上她的微信，也有人在社交平台给她留言，其中包括许多重点大学的学生。他们大多迷茫、困顿，倾诉幽暗的心声。
现象级的讨论背后也暗藏一些争议，担心这本书强化了对二本学生的刻板标签。黄灯否认，因为学生们自己对这个标签的接受度，比外界更高，“我的学生整天说‘我们二本学生’怎么样，说得比我还多”。
可是，提出了问题，却给不出解决方案，黄灯说，“这种感觉很不好”。
2024年2月初，广州的回南天刚刚散去，早晨八点，黄灯在小区门口接到南方周末记者。她很忙，这是好不容易对上的时间。“作为一个老师，你肯定不是单纯想把它写出来；作为一个老师，你肯定也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她说。
《去家访》这本书，写下的就是她在一趟趟旅途中思索出的新解法。看见学生的来路，反而让她的担忧得到了不少释放，“无论社会的缝隙怎样狭小，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黄灯写道。
“考到了一个二本院校，很了不起”
有一次去湛江，坐了八个小时车，车里的气味很浓，像过去挤绿皮火车，黄灯想到，“我的学生就是从这样的群体里走出来的”，她自己也曾是其中的一员。
许多学生父母在外打工，要对上他们在家的时间并不容易。罗早亮来自广东台山，临近峡湾的海滨村庄。有一天他说，黄老师我要回家收红薯了，黄灯悄悄询问，可否同行。听到消息后，罗早亮妈妈很开心，爸爸也调整了出海的时间。
许多学生父母在外打工，要对上他们在家的时间并不容易。（受访者供图）
黄灯印象里的罗早亮很文弱，跟老师说话都怯怯的。在红薯地里，他轻轻松松就把五六十斤一捆的红薯扔到板车上去。
学生展现出了和学校里完全不同的一面。罗早亮只用两个小时就把还在地上跑的鸭子变成了一盘菜，黄灯在农村长大，从不喜欢杀鸡鸭，因为处理毛特别麻烦，要烧开水浸泡，再用手指把毛一点一点钳去。罗早亮七八岁时，就学会在父母离家后和姐姐合作把鸭子收拾好——他们如何在纷乱的鸭群中抓到鸭子，磨好刀具，烧水宰杀，父母并不知道。
这个场景让黄灯触动，“罗早亮你这么早就会做饭了，你找不找得到工作都无所谓了。”
她直观感受到，在学校之外，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如何塑造了一个个立体而丰富的人。比如，给奶奶剪指甲的文瑜，站在爷爷坟前悼念的何健，扶着中风的爷爷在客厅走来走去的境军。在课堂的截面之外，学生的成长隐匿了更多看不见的场景。
尚未瓦解的家庭结构中留存的传统人伦，进入到讲台下年轻人的情感结构中。“凭直觉，我甚至可以判断，廖文瑜、何健、黎章韬、何境军，之所以更有立足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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