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马拉松，中行如何做好国际化的“头雁”？丨透视银行业年报⑧

“摒弃‘以规模和速度论英雄’的传统思维。”中国建设银行新任董事长张金良在2024年4月2日于北京举办的该行2023年业绩发布会的这句话在金融圈和媒体圈连续刷屏数日。在逆周期的当下，这句话意味深长。与建行同日举行2023年业绩发布会的中国银行的资产规模与速度更令市场关注。

作为中国金融业历史最悠久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曾以最具“国际范”而独树一帜，其总资产亦曾仅次于“宇宙行”工商银行。但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查阅并对比研究11年来四大行年报发现，较之建行和农行，中行发展速度相对放缓。自2013年至今，中行总资产、营收和净利润水平均居四大行末位，且与建行和农行相关指标的差距呈逐年扩大之势。

正如张金良所言“金融是一场马拉松”，在这场长跑中，中行为何发展失速？是某段时间的经营策略失误抑或某种系统性原因？曾经占据半壁江山的海外业务为何如今仅占1/5左右？它在其间起了什么作用？

为探究上述原因，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进一步查阅中行与另三家大行自2004年至2023年共计20年财报，并就各项主要指标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中行较高占比的海外业务可能在优势与劣势之间互换、2009年国内超高信贷增速的昙花一现、网点相比三大行的超量减少等因素可能是中行规模和利润跌落的因素。

尽管与建行和农行相关指标差距呈逐年扩大之势，但自2021年至今多数商业银行营收持续下滑而净利润主要依靠减少拨备计提的大背景下，中行营收和净利润表现持续好于其它国有大行。

中行是否以有必要追求规模和速度追赶三大行作为第一要务？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认为，在全球金融监管趋严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中行应珍惜海外牌照，紧随中国企业出海策略；继续提升国内业务份额，但应更看重业务质量。

中行海外业务未被反超

置于更广的同行之中，被高度关注的中国银行2023年业绩单究竟如何呢？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统计发现，截至4月6日，在A股42家上市银行中，披露2023年年报的银行共计21家，包括6大国有银行、7家股份制银行和8家中小银行（含城商行和农商行），约占全部上市银行总资产、营收和净利润的86%、87%和87%。

截至2023年末，这21家银行总资产和净利润平均同比增长11.66%和1.94%，但营收同比负增长4%。其中，中行是唯一总资产、营收和净利润三项指标增速均跑赢均值的国有大行。对于2024年的经营策略，中行行长刘金特意提及，将积极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金融机构。

事实上，因1994年之前作为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中行被视作中国银行业最具“国际范”的商业银行，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海外业务曾占据中行半壁江山。但2023年财报显示，中行海外业务资产和营收仅占约1/5。

在海外业务自身占比降低的过程中，海外业务各项指标长期位居行业排头兵的中行被工行反超了吗？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15年。当年，工行完成收购非洲最大的商业银行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成为后者单一第一大股东。工行国际化业务提速。自2019年起，工行提出打造“境内外汇业务首选银行”战略。

次年有媒体报道称，2019年工行的海外网点数量和国际化程度已赶超中行。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深入调研发现，2019年末，工行在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28家机构。同期，中行则覆盖了61个国家和地区并拥有海外557家机构，其中仅在中国香港地区便拥有427家机构。

5年之后，工行和中行海外业务孰高孰低？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对比两家银行2023年度报告相关数据发现，中行海外（含港澳台地区）业务总资产、存款余额、贷款余额、税前利润和机构数量均超过工行，而不良率却比工行低65个基点（或30%）。

在外币业务方面，中行在外币存贷款和外币债券投资方面仍然领先。截至2023年末，中行在个人跨境业务收入、个人结售汇业务量和外币个人存款规模方面保持境内同业第一。而工行作为银行间外币拆借市场报价行，持续保持境内外币拆借市场领先地位。

在跨境人民币业务领域，中行更担当人民币跨境流通主渠道。截至2023年末，中行全年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 57.35 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80%，市场份额居同业首位；在全球33家人民币清算行中，中行独占15席，继续保持同业第一。

但凭借国内银行业中最为丰富的工商企业客户资源优势，工行国际业务整体实力直追中行，稳居第二。2023年，工行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达9.24万亿元，已相当于中行同期该业务量的72%。

基于中行在海外业务、外币业务和跨境人民币业务方面的综合优势，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认为，国际业务和外币业务等相关业务方面，中行仍然是中国银行业走向国际化的“头雁”

资产规模速度不及均值

国际化业务优势明显的中行，曾经是国有独资银行股改和上市的领跑者，亦曾经是股改后四大行中的“老二”。它与另外三大行的发展轨迹有何不同？

历史的演变可能会揭示发展痕迹。诞生于1912年的中行是我国唯一持续经营超过百年的银行。直至1994年，与另外三家大行一起进行商业化改革，中行获批从专业银行转制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行自此逐步从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转变成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国有商业银行。10年之后的2003年，中行和建行被选作股份制改革试点银行，并于2004年整体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随后于2006年成为首家A+H上市银行。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查证，按总资产计，中行在股改之初的2004年曾是仅次于工行的中国第二大商业银行。当年中行存贷款规模虽居四大行之末，但与第三名的差距仅在5%以内。

四大行此后的发展速度有差异吗？2005年至2009年，四大行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不仅资产质量焕然一新，更逢中国入世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经济红利和制度红利。伴随中国经济崛起而快速成长，四大行资产规模年均扩张速度接近20%。但中行在此期间规模扩张速度在四大行中最低，年均仅约15%。2009年后，中行虽曾努力尝试过追赶，但结局并不理想。如下图所示，中行的长期资产规模增速仍不及四大行平均水平。

存贷款规模方面，中行在此期间的表现与另外三家大行截然不同。其中，中行与其他三家大行的存款规模差距在加大。仅仅5年时间，至2009年末，中行存款余额较排名第三的农行差距已拉大至10%以上。14年之后的2023年末，中行存款余额比排第三的建行少了4.6万亿元，与第三名的差距进一步拉大20%以上。

中行本在股改和上市进度上抢得先机，为何在此后速度输于同行？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调研发现，其原因之一为中行自身较为薄弱的国内业务。作为典型的顺周期行业，银行业景气度与宏观经济紧密相关。因此，虽然海外业务看上去很“洋气”，但国内市场才是四大行的真正主战场。

从1978年到2013年的35年间，改革开放制度红利充分释放，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仅1993-2013年的20年间，中国年均GDP增速超过15%；2013年后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GDP仍保持年均增速7.8%的中高速增长。

与同期世界经济相比，1993-2013年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速5.6%；但2013-2022年间，这一增速则下降至2.9%。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在过去四十多年持续领先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这对依靠资产规模扩张和息差作为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的中资银行而言，国内业务占比越高的银行显然越受益。具体就中行而言，其业务之所以跑输其他三家大行，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各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

内因之一：内地业务先天弱

处于同样的经济环境中，究竟哪些因素是导致中行落后于三大行的主要原因？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认为，虽然2004年时四大行整体实力较为接近，但从中国内地业务来看，中行自股改开始便处于较为弱势地位。2005年末，中行在中国内地的总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为排名第三建行的85%、71%和60%；中行内地营业网点数量仅有建行约80%。

到2023年末，中行内地业务在上述三项指标方面与其他三家大行的绝对差距不断扩大，但相对差距有升有降。其中，中行内地业务总资产仅相当于建行的72%，下降多达13个百分点；但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相对排名第三银行的比例分别较2005年提升了约2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

上图数据表明，虽然中行内地业务对该行营收贡献和利润贡献持续放大，内地业务资产收益率明显提升，但并没有助力中行在资产规模上迎头赶上，反而落后差距持续拉大。

内因之二：信贷超速扩张难持续

面对不断被拉大的差距，时任中行管理层并非无动于衷，而追赶的机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从天而降”。当年11月，中国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通过大规模增加投资提振经济。创纪录的投资计划需要创纪录的信贷支持，这可能正是中行时任管理层一直等待的扩表机会。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从多位亲历者处证实，当时的四大行中，中行是4万亿计划坚定的执行者。而中行的财务报表也证明了这一论断。

中行2004-2008年的贷款规模增速保持年均10%左右，在四大行中仅次于建行；但2009年该行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超过50%，为四大行近20年贷款余额年度增幅唯一一次超过50%。

2009年末，中行贷款余额超越建行农行升至四大行次席。2010-2017年，中行贷款余额始终力压农行保持四大行第三，但与农行的优势却逐年缩小。2018年，农行贷款余额对中行实现反超，此后迅速拉开差距。截至2023年末，农行贷款余额已领先中行超过2.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中行信贷余额的近14%。

中行2009年贷款规模超速扩张的结果之一，是中行总资产规模在2010-2011年间超越农行升至四大行第三。但也是从2010年起，中行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大幅滑坡，连续三年低于四大行均值。

一时的超常规扩张冲动难以持久。2012年后，中行各项主要经营指标再也没有大幅波动，无论是资产规模、存贷款规模还是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变动率均呈现跟随行业均值窄幅波动。但从规模上看，近11年来，中行与其他三家大行的差距显著拉大。截至2023年末，中行的总资产、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分别较排名第三的大行相差15%（对比建行）、17%（对比建行）和10%（对比农行）。

内因之三：海外业务拖累净息差

信贷扩张本应提振营收和利润表现，中行为何表现反常？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进一步调研发现，自2008年起，中行净息差水平剧降。在2008-2021年间，中行净息差明显低于四大行平均水平，差距最大时甚至高达45个基点。

中行净息差为何偏低？从2008-2023年间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与中行净息差表现对比可以看出，在2008-2009年的降息周期中，中行的净息差降幅明显超过同业，而2010年转为加息后，中行的净息差升幅却不及同业。这显示中行的净息差水平不仅弱于同业且缺乏弹性。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进一步研究发现，中行占比较高的海外资产是该行净息差表现长期低于同业的主要原因。港元资产为中行主要海外资产，自2008-2022年间，香港银行业净息差水平明显低于内地。以香港本土三家主要上市银行及发钞行汇丰控股、恒生银行和中银香港为例。2011年以来，其净息差均值和ROA（总资产收益率）均值长期低于四大行平均水平，而中行净息差和ROA（总资产收益率）水平恰居于两者之间。

内因之四：网点最少

除了资产分布格局外，银行的网点数量及分布也与客户基础、存贷款规模乃至经营业绩密切相关。

中行独有的资产分布结构决定了其网点的分布与众不同。2023年末，中行旗下（包括中银香港）位于内地的网点数量在四大行中最少，且较2005年减少了67个。而建行同期内地网点数量则增加704个。目前，中行在内地的网点数量仅及排名第三建行的约3/4。

从网点分布看，中行位于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网点占比为37%，在经济百强市的网点占比达到65%。这两项指标与建行差别不大。但在建行比中行多出来的3300多个网点中，逾六成集中在上述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

南方周末新金融中心研究员还注意到，2005年，中行单个网点资产规模曾排四大行之首，但创造的利润却最低；而截至2023年末的18年间，中行单个网点资产增速为四大行中最慢，但利润增速却最快。目前，中行单个网点总资产、营收和利润水平均高于农行位居四大行第三。

海外业务拖累是落后主因

2009年信贷扩张狂飙突进之后，其遗留的资产质量问题是否也是中行落后的原因之一？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四大行2009年以来的不良贷款及核销贷款情况进行了纵横对比。结果显示，中行资产质量主要指标多年来一直优于四大行平均水平，如该行不良贷款率已连续14个季度居四大行最低。从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与当年“核销或转出资产”之和看，中行已连续9年在绝对规模上少于其他三家大行，且自2009年至2018年10年间，年均增速13.34%，在四大行中排名第三。

对于高度依赖净息差的中资银行来说，中行依靠牺牲净息差换取规模上的赶超，从最后的结果上看得不偿失。但同时也应看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期间，超额信贷投放导致银行业不良规模扩大是行业普遍现象，并非中行经营业绩长期低于四大行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

基于上述研究，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认为，同为超大体量的国有大行，中行自2008年以来，从与其他三家大行“不相上下”到逐渐拉开差距，从自身看主要是受其较大占比的海外业务影响。中行海外资产占比较高，而内地业务因网点劣势又与其他三家大行存在较大的实力差距，这种结构性矛盾既影响规模扩张也利空净息差表现，是造成中行整体规模增速落后于其他三家大行的最主要内因。

三大外因制约中行

除上述内因之外，因海外业务占比较高，较之另外三家大行，中行发展受世界经济周期性影响更加显著。

中行海外资产占比长期稳定在20%以上。股改前，业内一度称中行“半壁江山”在海外：海外资产占比近30%、税前利润占比在2002年高达82.7%。尤其在2005-2007年，中行在香港澳门地区的盈利能力仍然超过内地，资产收益率（税前利润/港澳地区资产）均值达2.24%，明显高于内地业务的1.03%。

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内地与香港的银行业经营环境发生逆转。当年中行在港澳地区资产收益率仅有0.48%，而内地业务资产收益率则升至1.42%。究其原因，主要是港澳为代表的海外市场受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持续影响，信贷有效需求不足。加之欧美国家货币宽松政策导致美元等货币利率大幅下降，进一步压缩了中行海外业务的盈利能力。

另一大外部影响因素是货币政策。其中，上文已分析利率政策的变化对中行的影响，主要结论是中行的贷款利率始终低于其他三家大行，且在汇率波动中较为缺乏弹性。而高达数万亿元人民币的海外资产在计入报表时，汇率因素的影响不可忽略。自2005年至2023年末，总体来看，港币对人民币贬值约12%。如按人民币当期汇率换算计入报表，中行海外资产存在汇率折算方面被低估的可能。

此外，银行业监管政策也对中行构成较为明显的外部影响。例如存贷比指标。2008年前，中行存款端利率水平与其他大行原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中行因自身网点数量在四大行中最少，揽储能力相应也弱。在2011年银行业发生“存款荒”期间，中行贷存比水平曾一度高达76.7%，而当时监管对商业银行存贷比仍然执行不得超过75%的强制要求。这一监管要求直到2015年商业银行法修订时才被取消。因此，在2011-2015年期间，中行网点劣势和贷存比监管指标，对该行信贷增长和资产扩张构成了较为明显的约束。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据此认为，基于中行自身的资本结构和资源禀赋，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宏观政策和行业监管等多种外部因素的长期交织影响下，过去20年其整体规模和发展速度跑输其他三家大行，是时代特征和中国银行行业特定发展阶段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追赶为何还要靠海外业务？

2008年以来，曾引以为傲的高占比海外业务令中行失去了第二大银行的称号。中行是否要摒弃原本的海外业务优势？

中行管理层在2023年年报业绩发布会上回应此关切时仍多次强调海外业务于中行的重要性。中行风险总监刘坚东更称，全球化是中国银行这家百年老店“最鲜明的特征和最重要的基因”，并表示中国银行始终重视全球化发展，将在守好风险合规底线的基础上持续巩固扩大海外业务优势。

在过去十多年“拖累”中行发展速度的海外业务，中行未来还要持续做大做强。这是为何？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净息差。2022年以来，美联储大幅加息带动港元等相关货币利率走高，中行海外业务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海外业务净息差已可以反哺内地业务。其中，自2022年以来，中行净息差虽然处于下行趋势，但降幅明显少于其他三家大行。至2023年末，中行净息差水平已与工行、农行基本相当。

但是，2024年银行业息差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已成行业共识。资产端和负债端均指向息差进一步下行的同时，中行还面临特有的第三重隐患。正如中行副行长张毅在发布会上所述，2024年如果美联储加息周期接近尾声并进入降息通道，中行2023年的优势2024年可能成为一个劣势，将进一步加剧中行2024年的利润压力。

面对行业普遍的“息差困境”，中行除了在资产端和负债端进行针对性改善措施外，海外业务的针对性策略显得更为重要。张毅透露，2024年中行海外业务资产端将继续做大高息资产规模，把贷款投资相应的久期和规模做上去；负债端则要加强主动负债的管理，对负债的久期适当进行缩短，提前做好应对降息周期的准备。

南方周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认为，2022-2023年，中行海外业务受益于美元加息带来的资产升值利好，过去长期被低估的整体资产增速也得到一定改善。从目前美国经济和美联储表态来看，年内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已明显弱于年初。未来一段时期，如美联储仍然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或将对中行海外资产持续构成利好。2024年，中行如能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有所作为，不仅净息差水平有望在四大行中率先企稳，更有机会在资产规模、营收利润等指标上改善甚至缩小与其他三家大行的差距。

基于此，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建议，在全球金融监管趋严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中行应更珍惜海外牌照，紧随中国企业出海策略，延长服务链条；借力数字化风口，弥补网点劣势，继续提升国内业务份额，但应更看重业务质量。

对中国银行及其海外业务2024年经营质效表现，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将持续跟踪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