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锦 | 诗歌注释传统和《诗歌名物百例》

扬之水。秦颖 | 摄影

古书注释，起于经。称名极多，曰注、传、诂训、笺、解诂、集解、章句、音、释文，后来还有义疏、正义，等等。人多喜名，颇有津津言之者，但更须知其实，似乎言之者就少了很多。注释有共法，群经无不用之，则文字训诂是。后来成为通用的学问，汉人称之小学，受到特别重视，文章家无不先通小学，经之中也有了一部《尔雅》。注释还有别法，《易》则演绎玄理，《书》则阐说政教，《诗》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礼》则详其典章制度，《春秋》则抉其微言大义。逐渐发展成专家的学问，汉代“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记·太史公自序》），无疑也丰富了注释的内涵，包罗甚广博。汉人的学问，不说就是注释学，也是依托在注释学上。逐渐又从经，及于史、子，也及于集。一如经之注、疏，皆有名作。《史记》之三家注，《汉书》之颜师古注，《老子》之王弼注，《庄子》之郭象注，等等，几与经注同其名声。虽大多沿袭经注格局，也续有拓展。史部特别看重史料，遂有专门汇之以成注释者，《三国志》裴松之注，《水经》郦道元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久与原书不可判离。集部之注最初仍袭经注，今传最早者为王逸《楚辞章句》，训诂，阐说，多识鸟兽草木，博采旧闻典制，无不尽同。至李善《文选注》，体例大变，乃成前古未有之异数。

李善一改前此注释重心，引证字句出处成了首要任务，旧闻典制不过附之而出，训诂阐说竟若可有可无。以我之不学，读《文选》首先依赖五臣注，因为能够帮助理解原文，之后才好参看李善注。就是知道了苏轼极瞧不起五臣，也不能改变我。细细想来，我这心态，估计唐人早已有了。李善当时有“书簏”的外号，恐怕不是什么好称呼，大约跟“两脚书橱”也差不多。我并不认为，这个雅号得于李善虽博通却写不出文章来，毕竟《文选注》的自序也算唐人名文。其实还是大众读《文选注》的真实感受，引证虽博，却对读懂原文帮助很少。唐人喜欢的《文选》注，恐怕还是出现在李善之后的五臣注。

然而这个阅读体验并不代表正确的道理，因为普通人和李善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李善的注大概根本不是为之而作。以往的注引证出处，仅止讲明白典故，以帮助理解原文。李善则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顶端的文章学见解，他的引证出于有意识地要求文章使用的字句需要具有持久的典范性，而以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为例证。这种见解来自秦汉以来文言典范意识的自觉，其实跟先秦时代的雅言意识是一致的。雅言超越了方言的差异性，要求一定空间范围的普遍性。文言超越了历史的差异性，要求一定时间范围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