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族

1885年，大清外交官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称中国“似入酣睡，固非垂毙”。

同治年间，由恭亲王奕和文祥在北京主持，由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在京外推动的自强运动，是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棒喝和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下最初的觉醒。从咸丰十一年恭亲王和文祥聘请外国军官在天津训练新军，到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中国积极致力于国防的近代化，而国防的近代化又必然要求交通、教育和经济的进步，于是同时有了建铁路、设新式学堂、设招商局、开采煤矿金矿等一系列的新举措。

自强运动只是在科技层面上学习西方，该运动的五大领导者都认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内在精神完美无缺，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借鉴他人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遗憾的是，技术进步远不能解决一切，甲午海战，排名世界第八的中国海军败给了排名十一的日本海军。梁启超对于自强运动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

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变法——王莽的变法和王安石的变法，都以失败告终。1898年，光绪亲政，在康有为的指导下，推行了冒犯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百日维新。很快，戊戌变法以惨败告终。

1901－1905年，慈禧太后推动了一次几乎与1898年的改革雷同的改革。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国，实业家张骞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梁启超也开始大力鼓吹君主立宪思想。1905年12月，五人考察团赴国外考察。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宪法大纲”，规定宪法生效以前，仍有9年预备期。这个“大纲”实际上给了皇帝比日本模式更大的权力，它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统统属于皇帝。1910年，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宣布宪政筹备期缩短为6年，但是很快他就组织了一个“皇族内阁”，13个任命者中皇亲国戚占了5位。几个月后，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政府的统治。

20世纪的中国以如此轰轰烈烈的巨变开始，随后的百年，有更多的轰轰烈烈，更多的迂回曲折——民国兴起、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新文化运动、国共角逐、八年抗日、国共内战和新中国建立。1949年以来的历史，其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不因为距离我们更近已被穷尽，它的深处，深处的更多真相，仍在被人们不断挖掘。

回顾历史，惯常的做法自然是从第一年说起。这样一种做法有它的方便之处，但是也有可能斩断近代史这一处处因果相联、难以机械拆解的活体。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最想弄清楚的，是我们从哪里来，以便知道我们想要和可以往哪里去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哪儿前进了，又在哪儿倒退了，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哪些方面却原地踏步。

自创刊以来，《南方人物周刊》一直忠实于自己的办刊宗旨——“记录我们的命运”。2009年，无疑是一个挖掘中国和中国人之命运的富有意味的年份。不久前，国外有人说，20年后，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第二政治大国，而有关中国崛起的言论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949年距今是一个甲子，再往前推进一个甲子，恰恰可以涵盖百日维新的重要时刻，并且可以衔接由奕和曾国藩等人主导的自强运动，将近代中国的梦想和今天的光荣打通，将百年前的激荡与今天百味杂陈的现实联接，通过一个个影响过中国的著名家族的故事，来完成我们对于百年中国的回望。这是我们推出“百年家族系列”的缘由。

首先出场的是曾国藩家族。

曾国藩是晚清至关重要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李鸿章），堪称革新和守旧的典型。从清末开始，曾国藩生前最看重的名声已经“毁誉参半”。从民国章太炎所称的“民贼”，到解放后范文澜所说的“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曾国藩顶着这些帽子进入历史。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史学家在“曾国藩是刽子手还是近代化先驱”这个命题上，耗费了不少心思。

上世纪80年代初，岳麓书社推出的30册《曾国藩全集》引起外电评议：“其重要性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随后，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引发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曾国藩热”。从曾国藩这样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上，人们汲取了诸多政治智慧、实干精神、为人处世之道。喧闹中，我们也能听到一些沉潜学人的声音，他们沿着曾国藩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和诗文，深入到百余年前中国士大夫身处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真面目给出独立的判断。

紫光阁功臣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