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府幕僚

江西某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跟朝廷叫板,借口回乡丁艰(父丧)撤出江西。左宗棠派兵支援,找不到人,致信曾国荃痛骂其兄。曾国藩忍让了,过后拜访左宗棠,此后交好7年。

光绪年间,曾氏门人薛福成作《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列83人。曾在幕府中担任要职后又官至一、二品大员的沈葆桢、庞际云、勒方锜、厉云官、孙长绂、万启琛等人都没有提及,而一些过客,如吴敏树、俞樾、王闿运等却被植入。

《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人物,有名有姓者3110多人。跟他有过或深或浅关系的亲友同僚,《曾国藩通鉴》中梳理出425人。其中,有200多位在不同时期经常出入他的湘军大营或两江总督府。

始于汉唐甚至更早的幕府和幕僚制度,到了曾国藩的时代仍在运作。这些门人或精通政务,下笔有神;或善理钱财,能包揽钱粮;或熟悉律令,能代办词讼。通常,督抚公务有限,聘请若干幕僚,最多8-10人,足以应付。

因为剿灭太平军的需要,晚清组建了体制外的湘军,导致“中央权力下移”。督抚权力扩张,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募勇、筹饷、办粮台、办盐务、劝捐、征厘、办案、报销(将军中历年开支编造成册,呈报清政府审批),加上洋务兴起后办书局、制造军械等等,人才需求随之大长。

据说,每有投效者上门,曾国藩先发少量薪资让他安顿下来,然后会面,察其言观其色:有胆识血性的派去领兵打仗,胆小谨慎的分派筹办粮饷,文才好的办理文案,学问渊博的校勘书籍。个别人身兼、历任数职。

唐浩明说,在选湘军将领时,曾国藩的原则是:功名心急迫的人不用,官气重的人不用,口若悬河的人他也不喜欢。理想人选是农民出身,祖父、父亲都是种田人。谢绝侠客,因为那些人容易“坏律”。

作为一个“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文人,曾国藩身边汇拢了当时的名儒宿学,如钱泰吉、刘毓崧、罗汝怀;汇聚了各路才俊,如忠义局的陈艾、方宗诚、汪翰;编书局的莫友芝、汪士铎、李善兰、张文虎、刘寿曾(刘毓崧之子)等。还有秘书处的多位智囊: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

审案局是紧随秘书处之后设立的幕府机构。如长沙审案局的刘建德、厉云官等人是最早的一批,“曾剃头”的得来,有他们一半功劳。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协助清理历年积讼和办理天津教案的主要有:张丞实、李兴锐、庞际云、孙长绂、吴汝纶等。

曾氏幕府,实际上涵盖了一个小型政府的职能部门。曾国藩本人是最高领导兼“组织部长”,任用提拔、弃用参劾,他说了算。如李元度是在他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患难与共,像家人一样,曾对李有“六不能忘”之说,包括李曾经3次救了他的命。但因触犯曾氏大忌“失诚”,而且改换门庭投的是敌对方幕府,多年私谊转成私怨,遭曾国藩两度参劾。

郭嵩焘

左宗棠

智囊与奏折

智囊也是谋士,须通晓政务,文才优长,尤擅草拟奏章,他们是离曾国藩最近的人。

唐浩明对记者说,李鸿章是曾国藩惟一严格意义上的学生,两人师生之谊长达30多年。李比曾小12岁,入仕之时,曾已是二品大员。李鸿章于咸丰九年入曾氏幕府,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终须赖之以立功名”。35岁的李鸿章听劝重返,果然青云直上。两年后因曾国藩的奏保由道员直升江苏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

1861年,上海士绅到安庆向曾国藩求援,并许以重诺。九帅曾国荃当时正攻天京;同乡大将陈士杰正在湖南与太平军交战;幕僚中的其他几个人也都脱不开身。此时,李鸿章毛遂自荐,曾国藩便让他去淮北招募一支新军,即日后的淮军。就这样,曾并非刻意地将李鸿章推上淮军首领的位子,20多年里,淮军逐渐取代湘军,成为主力。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幕府里聚有后世所谓“文学四弟子”的张裕钊、吴汝伦、黎庶昌、薛福成,都为他代拟过奏折。而同治元年李鸿章凭一道《参翁同书片》参倒帝师家人,一时间成为大小幕府争相传抄之物。

这年年初,办团练起家的安徽凤台人苗沛霖在清廷、捻军、太平天国三方之间来回投靠、首鼠两端的事迹败露。安徽巡抚翁同书处理苗案失当,丢城失地,谎报军情,直接影响到湘军在安徽的战事。曾国藩自然要参他一本。

但要参倒翁同书,谈何容易。其父翁心存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是同治帝的老师。其二弟翁同爵当时任盐运使,后来官至湖北巡抚兼湖广总督。三弟翁同龢以状元入仕,是同、光两朝帝师;后因辅佐光绪维新,在史上留有大名。

曾国藩命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奏折,结果,39岁的李鸿章所拟的这道696字的折子脱颖而出,其中称翁的行为“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廉耻丧尽,恬不为怪”,故“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最后还没忘“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其笔墨之干净、逻辑之严密、分寸之恰切和由此产生的杀伤力,远非今天的大部分时评可以比拟。

结果是:朝廷将翁同书革职,判绞监候(即死缓)。后因翁心存病故,同治帝给翁家一个面子,才改判充军新疆。

另一种影响

曾国藩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当他犹豫不决时,如果不是幕僚的推动,他是很难下定决心,向前迈进的。

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派遣留美学生这类洋务事宜,主要是接受容闳的建议,跟丁日昌、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商量后决定的。他后来吸纳的“研精器数、博涉多通”的徐寿、对格物致知之学格外有兴趣的华衡芳、在伦敦布道会上海分站墨海书馆担任翻译助手的数学家李善兰等,都是中国近代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一批人。

江南制造局的迁址扩建,翻译馆的增设以及后来和上海同文馆合并等等,又为他带来徐建寅、吴家廉、龚芸棠、吴大廷、冯焌光、李兴锐、陈兰彬以及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外国幕人。

常常,幕僚也对他有一种行为上、政绩上的监督。治军闲暇时,曾国藩喜欢跟宾朋下棋,王家璧切谏他“惜精神”,集中精力安内靖外,曾国藩听了为之动容,从此收敛。

更严格的监督来自左宗棠。左宗棠的个性,恰好是曾国藩的反面。二人交往几十年,数次失和——

靖港战败,左宗棠特去长沙,痛骂曾国藩一顿。

江西某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跟朝廷叫板,借口回乡丁艰(父丧)撤出江西。左宗棠派兵支援,找不到人,致信曾国荃痛骂其兄。曾国藩忍让了,过后拜访左宗棠,此后交好7年。

曾国荃攻下天京,曾国藩报捷奏折中说幼天王已死,左宗棠上奏纠正说没死,所幸朝廷喜兴头上没有追究“欺君之罪”。此后二人8年不通信。

曾国藩病逝,左宗棠闻讣“甚悲之”,“致币百金”为其料理后事。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左宗棠说:“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竟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哂耶!”

随着曾国藩登上当时汉人官员所能达到的权力高峰,幕僚中也有野心勃发之人。

有两则幕僚劝进(劝曾国藩称帝)的史料 :一是彭玉麟(水师统帅)递纸条 :“江南半壁江山,老师其有意乎?”据说曾国藩看罢连骂两声“放肆放肆”,将纸条吞下去了;二是王闿运的游说,王一生致力于“帝王学”,曾在肃顺家中教书,肃顺被慈禧杀后,改入曾府。当他言明此意,曾国藩一语不发,手蘸茶水在桌上写字,并借口走开。王闿运走过去一看,满桌都是“妄”字。

1977年12月16日,俞大缜教授在“中过风手不灵活,眼内白内障很严重”的情形下,“费尽了力”写下一则200多字的材料。其中提到,她曾听母亲曾广珊(曾国藩孙女)亲口说过:“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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