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守旧的国家栋梁

将书包斜挎在身后，像鸭群一样走在小路一边的小学生，在往富厚堂去的路上遇见好几拨。初春的双峰县荷叶镇正下雨，空气清甜，柳条抽出嫩芽，远山笼在薄雾里，曾国藩百年后的湘乡依然是农耕样貌。

1875年7月初，《伦敦日报》北京通讯员报道：

大清国的教育从孩子们很小时就开始了。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稚嫩的小男孩们抱着满满一包书去上学，他们的书包通常只是个蓝色的布袋。

这位英国记者参观过的一所乡村小学堂里放着一具新的柏木棺材，上面贴着红纸，纸上写着“喜”字，取升官发财之意。

全体孩子在同一时刻扯着他们最大的嗓门在叫喊，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正在朗诵的课文背诵下来。他们正诵读的都是大清国的经典著作，譬如孟子的作品。想象一下，在一个乡村学校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孩子们正在读柏拉图、荷马等人的著作，而且要凭记忆把它们背下来……

升官的路径是获取功名，发财倒未必，清代穷困潦倒的京官每天啃烧饼之类的事迹就躺在那些笔记、书信里。各省乡试，竞的是秀才、举人。竹亭公曾麟书一生乡试17次不第，最后只比儿子曾国藩早一年考中“准秀才”（补生员）。曾国藩24岁那年中了举人，入省学岳麓书院。

贡生和进士的功名则要进京赶考才能获取。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燕山楚水》中展示过一张北京贡院的照片：大约9、10个4尺见方、狗窝似的小房间连成一排，共有100多排，可容纳1万多名各省来的秀才或举人。每间小窝三面由粗砖砌成，一面敞开，考生自带布帘挂上。考试共进行9天，每3天为“一科”，3天内一步不得出来。常有年老考生死在里面。在清朝，如果一个男人穷经皓首，坚持赶考到80岁，皇上会授予他一定的荣誉。而他们作为晋身之阶的作品，在英国记者看来，“包含了数不清的引经据典，都是些以华丽词藻堆砌而成的空泛文章”。

曾国藩书写过父亲所作的一副联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61年的生命中，曾国藩实践了“耕读”，却从未在士大夫经世济国的理想面前停下脚步，他的官运也随着政绩的卓著日渐亨通，直至位极人臣。他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获取的一连串功名，如今镌刻在富厚堂一块长4.35米，宽1.7米的“篤親錫祜”匾额上：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钦差大臣、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特赏黄马褂、双眼花翎、一等毅勇侯。从小在富厚堂附近长大、如今是讲解员的廖静告诉记者：这相当于今天的名片。

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清朝接受了传统儒家秩序，招纳汉族士人进入官场与满人共事，二元种族体制是清朝王权的特色，但通常皇帝信任满人胜过汉人。

从1852年在家乡组建1万多人的团练，到1860年5月授职两江总督统帅湘军，曾国藩没有实权地征战了8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相当一部分压力来自朝廷的疑忌，这使得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咸丰年间，朝廷两天内下发两道诏书，一道是任命，一道是取消任命。曾国藩曾对同乡知交刘蓉说过：我浴血奋战，受此猜忌，令人心寒；若被谋害，墓志铭里一定要替我鸣冤，否则死不瞑目。九帅曾国荃率吉字营攻下天京1个月后，曾国藩便开始裁军。一年后，他能调遣的兵力只有6000人。远在紫禁城的慈禧终于松了一口气。1870年曾国藩60寿辰，同治帝亲题“勋高柱石”4字，送到两江总督府。

后刊曾文正公文献

曾国藩像

曾纪泽

中国首批留美幼童

总督飞虎旗

书生带兵

1858年10月23日的《纽约时报》刊登过一则新闻专稿，记录了《天冿条约》得到咸丰帝批准后，法国公使葛罗及其秘书、卫队12人初探长城、路遇清国骑兵的经历。

这些在首都门户安营扎寨的清国军人们，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一直与英国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什么广州事件、大沽海战、停战协议在天津签订，所有这一切他们一概不知……这些鞑靼骑兵没有弓箭，但每人肩上都背着一杆火枪。他们的火药显得很粗糙，在他们的弹夹里除了子弹还有一些小小的铅块。每个人的长统靴内都插着烟斗和扇子。

湖南省作协主席、岳麓出版社首席编辑唐浩明对记者细述了清代的兵制：八旗兵实行世兵制，其退化在史料中多有记载；绿营兵（各省由汉人组建的常备军）主要实行余丁制。所谓“余丁”，就是在军队中省口饭将未成年的穷孩子养起来，他们平时打杂，也出操。当守兵不够时，从余丁中选拔，步兵不够时，从守兵中选拔，骑兵则出自步兵，是清朝最好的兵种。在长期无战事情况下，余丁制导致绿营兵数代“吃官粮”，战场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胜者争功，败不相救”已是一种常态。

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和乡勇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他采用了明朝戚继光发明的兵制，组建了一支体制外的新军，并为其注入捍卫传统、驱逐异端的使命。他在著名的《讨粤匪檄》中，指出太平军烧毁孔庙、焚烧四书五经，是对几千年中国礼义人伦的反动。梁启超说过：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完全背离中国文化，不得人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强说：“在太平军的主张之下，不仅儒学存活不了，佛学、道教也存活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被踏为平地，教中国人怎么活？”

书生有血性，书生带起了兵。曾国藩首先集聚同乡师友，量才而用为营官——湘军的幕府一度多达88人；再招募“朴实山农”，拒绝市井油滑。他对最早的湘军将士说：大刀长矛，好比四书五经。清末学者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记述过“诸生讨训山农”的景象。杨国强认为，如果说聚集在洪秀全理想下的农民显示出小农精神世界的一半，那么曾国藩与诸儒生用卫道意识唤醒的，是小农精神世界的另一半。这场战争，是农民与农民的交战。

胡林翼行军必讲《论语》；在奔赴战场的路上，曾国藩坐在轿子里读杜甫、韩愈的诗文；左宗棠“出山十余年，跃马横弋，心扬心粗，恐善源日涸，得暇即亲六籍”。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