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资金要投向真正存在短缺的基础设施部门”

“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202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2023年下半年，财政部曾增发了1万亿元国债，将投向灾后恢复重建等8大方向，2024年还将安排3.9万亿元专项债。

数万亿的财政资金应当落到哪些项目上？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时，如何避免扎堆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少卿，曾研究过西部大开发时期各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当前更重要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投向真正存在短缺的基础设施领域。

贵州黔东南的高速公路。视觉中国 图

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后会发生什么

南方周末：你当时为什么会研究西部大开发时期各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黄少卿：2008年，中国大规模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这就意味着，政府会大规模地从金融市场举债获得资金，当时很直观的一个担忧，就是这样的措施会不会对私人资本形成挤出效应。

一块钱到底是让政府来用好，还是给企业去投资带来的效益大，要有一个标准。我们希望用一个经济学的标准来加以评估。

南方周末：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思路是“想要富，先修路”。你曾在研究中提到，西部大开发期间，基础设施建设对其他投资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这是为什么？

黄少卿：2000年后，西部的许多省份，基础设施资本占全国基础设施资本的比重在持续提升，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这些地区私人生产性资本占全国的比重，不但没有同步上升，反而在下降。

换句话讲，西部地区建设的基础设施，没有相应地把私人资本引导到西部地区，即没有挤入私人资本。

一般来说，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的生产型资本投资有两个效果。一个是挤入，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运输成本降低了，私人资本投资也会相应增加；另一个就是挤出，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后，私人资本投资反而减少了。

宏观经济学上讲，不管是私人投资，还是公共投资，资金来源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家庭部门的储蓄。也就是说，家庭部门储蓄的钱，要不进入私人投资，要不流向给政府机构，投向公共资本。

如果流向公共资本的钱越多，私人企业用于投资的钱就变少了。企业要用钱，资金成本就会升高，企业利润会下降，投资意愿就变弱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带来的挤出效应，会明显大过挤入效应？

黄少卿：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西部地区金融资金供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