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线上的命运轮回：贫困和战乱中，一家四代沉浮六十年

73岁的李家根在家里烧火做饭。2015年因缅北战乱，他逃难到中国境内。南方周末记者赵明摄

当幺儿在山坡上拾到一枚小腿肚子那般粗的炮弹壳时，父亲李本怡又想起9年前被炮弹追着跑的缅北岁月。于是，他拿起一面国旗，二话不说，将其插在自家竹棚顶上。

国旗迎风招展，杆子割出一道剪影，远远望去，像一座孤独的堡垒。

在中缅边境线的云南山村里，国旗是避免缅北炮弹落入的“护身符”。在这朴素的避乱情绪之下，37岁的李本怡对国旗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2015年他和诸多缅甸边民一样，避战遁入云南群山中。在漫长的煎熬里，他想起父辈原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村民，于是试图证明自己是中国人。

“没有身份，啥都干不了。”2024年2月17日，春节刚过完，李本怡便盘算着回一趟祖籍地，再找一次户口。

据多位受访者估算，以云南省镇康县勐堆乡蚌孔村为聚点，方圆十几公里范围内，散布着百余户逃难而来的家庭。这是一个较为庞杂的社群，其中有信奉基督教的傈僳族教众，也有李本怡这样从中国迁徙过去的汉民，而更多的人，则是曾为中国籍贯，因为年代久远无从追溯的华人。他们普遍有着较强的宗族观念，和中国境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联。

他们也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一家数代人的命运在中缅边境线上往复轮回，那些常人最基本的身份特征，早已被战乱、贫困和岁月消磨。

寨子

村民更愿意用寨子而不是国别区分彼此。

李本怡产生寻找中国身份的念头，多少受了点邻里余关勇的影响。“坐车、住酒店，现在干啥都要身份证，没有身份，就寸步难行。”余关勇是90后，埋头在厦门务工，已经有三四个年头没有回家过年了。

余关勇出生在缅甸，六七岁时，被送回蚌孔村外婆家上小学。外婆家在老沈寨，它和毗邻的大寨，同属蚌孔村的村小组，是缅甸果敢地区入境中国最近的村寨。余关勇说，读书时住外婆家，放假时回到缅甸父母家，十几里山路，要走上很久。

他说，现在国界线上拉起了铁丝网，泾渭分明起来。而在此之前，这里山连着山，亲戚连着亲戚，在人们的生活感知中，边境线是模糊的，“走小路，来去自由”。很长时间里，民间的经济、社会交往频繁，村民更愿意用寨子而不是国别区分彼此。

在滇西山区，寨子是生存的纽带。农户傍田而居，散落于辐辏的山体间，在山谷束口处，聚合为一个小聚居点。寨子间相互通婚，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熟人社会。

“很多人都来我们家问，怎么找到（身份）的？”2015年缅北打仗，余关勇全家迁回老沈寨，前几年又起了新屋，令旁人羡慕，“大部分人打工都出不去，哪里有钱盖房”。前来请教的老乡络绎不绝，他成了老乡口中老沈寨大青树旁的“大勇”。

能够找回身份，主要依靠的是母亲的血缘。余关勇的外公外婆、舅公、姨妈仍生活在老沈寨，街坊四邻也都默认余关勇是家族一员。尽管如此，至亲关系得到法律层面的认可，也费了一番周章。

不过，大勇说，首要问题是生计。没办法出远门打工，摆在眼前的现成活计是摘茶叶。勐堆乡是大青叶普洱的重要产地，每年有着长达八九个月的采茶期。这是个慢工细活，成年熟练工一天采茶量不过二三十斤，每斤报酬六七元。

到了九、十月份，直到来年的二月底，是甘蔗的收割期。砍甘蔗比采茶辛苦，先砍倒甘蔗，再用竹丝打成捆。20根为一捆，五六十斤重，能赚到2.5至3.5元。“老缅”吃苦耐劳，云南老表也照顾帮衬，边民们算是有了口饭吃。

不过实在辛苦，大勇没让父母再去赚这个血汗钱——他在外地干水电工，每月能有六七千元收入，对于果敢老乡而言，可谓一笔巨款。当地派出所为缅甸边民登记发放“外籍人员识别卡”，不过只够支持他们去到县城找零活，在饭店当服务员，在工地上搬砖，也就比砍甘蔗强点，但需要定期回住地重新盖章。

虽然只有中学文凭，余关勇已算是“文化人”。毕业后，他在缅甸果敢地区杏塘乡的一所民办学校，找到一份教职，课本是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教材。2015年之后在云南山坳里，外边来的志愿者用帐篷搭起一座临时小学，他又在此当了两三年老师。

2016年12月17日，蚌孔村老沈寨，余关勇在帐篷内给孩子们上数学课。南方周末记者赵明摄

2015年缅甸战争过后，零星的游击战又持续了很久。“在这期间，炮弹又落过来了，搬过一次。”几经沉浮，这所临时学校于2018年解散。

如此境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