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 冷香遗书说春在:《郑文焯年谱长编》书后
毋庸讳言，《郑文焯年谱长编》利用了近年公布、整理的新材料，自然值得肯定。但某一家或某一方面的材料太多、太集中，也可能会使得年谱内容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有日记或书信的那段时间，谱主与日记作者、受信人关系出奇地密切，交往出奇地频繁。
责任编辑：刘小磊
晚清著名词人郑文焯和今人为他编的年谱（杨传庆著，中华书局2023年5月）。
近年来，晚清四大词人的年谱出了好几种，似乎并没有一部特别丰满的。从上世纪九十代起，马兴荣曾分别为王鹏运（1850—1904）、郑文焯（1856—1918）、朱祖谋（1857—1931）、况周颐（1859—1926）编过年谱，大多刊于《词学》辑刊上，但篇幅都不大，未能单独成书，之后四家年谱作为四篇文章被编入2013年出版的《马兴荣词学论稿》，就是很好的旁证。2009年，香港学者郑炜明出版《况周颐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经修订重版为《况周颐先生年谱》（齐鲁书社）。2013年，沈文泉出版《朱彊村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以上两种作为著作而言，篇幅亦不甚大，读后不免给人单薄之感。
2023年下半年，杨传庆的《郑文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朱存红的《王鹏运年谱长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先后面世，粗看之下，不难发现二者的篇幅比况、朱二家明显要大不少。诚然，篇幅大小并不是衡量学术成果好坏的标准。不过，相对巨大的篇幅，至少给人多一点披沙拣金的空间。之前，常听沈燮元先生谈起他编《屠绅年谱》，受到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启发，认为古人年谱的编撰有几个难点，其中一点就是谱主所处的时代离我们太远，有关他的材料简略且少，不好编；反之，时代离我们太近者，有关材料繁多且杂，加之不少还没来得及系统整理与公布，同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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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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