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黄包车与虹口之墙

上海的冬天总会下雨，总会有阴冷的天色，1938年12月1日也是这样。伊里克·瑞斯曼到达上海时，几乎身无分文，“天色阴沉，气候寒冷，一直下着雨”，“当时犹太人组成的科莫尔委员会正努力安排新到达的难民……”

瑞斯曼仅仅是那个时代从欧洲来沪避难的近三万名犹太人中的一个。在犹太民族漫长的离散史上，不经常被“看到”的上海，是颇为特别的城市——在纳粹屠犹的黑暗时期，这艘“东方诺亚方舟”点亮的人性光辉，不为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形势所更易，更是人们携手走过艰苦而黑暗的战争岁月的印记。

霍山路上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旧址旧照  IC Photo图

出埃及记

在年幼的厄休拉·培根的幻想里，上海是“马可·波罗、大肚金佛、莲花、清凉翠玉、象牙饰品、宝塔、黄包车夫、舞龙、筷子、稻田和水车”，还有“穿着丝绒旗袍、高挽黑色发髻、打着精致纸伞徜徉于美丽花园中的中国女孩”。在来到上海之前，很多犹太人对这座城市更是完全没有概念，有的人误认为上海是“海上之城”，还专门为上海之行购买了海滩度假的泳衣。

这个传言中“会偷走你所有的东西，然后随随便便杀了你”的城市，却是1930年代末很多欧洲犹太人为数不多的选择——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后，德国纳粹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有组织的屠杀；同年召开的埃维昂莱班会议上，所有参会国均未明确表示愿意接收犹太难民——在一次又一次敲击欧美各国无门的情况下，面临死亡威胁的他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远在重洋之外的东方大都市。

早已自顾不暇的上海，偶然间接纳了历经磨难仍然向往着自由的犹太人——1937年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撤出上海，日本占领军一度来不及扶植傀儡政权，难以插手租界事务；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成为日占区的一个“孤岛”，从1937年秋到1939年秋，上海一度处于“门户洞开”的特殊状态，外国人从水路进入这里无需办理通常所需的一切手续。

尽管上海是当时唯一不需要签证的开放港口，但犹太人仍需要有效签证才能离开欧洲。“当时在维也纳没有领事馆或大使馆愿意给我们发放签证，但我们一直坚持寻找能接纳我们的国家，幸运的是，我们最终找到了中国领事馆，在忐忑的等待中，我得到了中国发放给我和我家人的签证。”犹太难民伊瑞可·戈登斯堡回忆。很多像戈登斯堡一样“幸运”的犹太人，都得到过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帮助——他在1938年至1940年间向犹太人发放了数千张签证；还有一个被人遗忘的中国人：公使馆理事官补王替夫，1938年至1940年间，也共向犹太人签发约1.2万张签证。

事实上，犹太人也正是从水路和陆路两个方向进入上海的——从1933年至1940年，每个月从意大利热那亚驶来一班轮船，逐渐载满犹太难民；1940年因意大利与英法宣战，这一“传统线路”被切断，犹太人只能从波兰穿越广阔的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等地抵达上海——1933年至1941年，几近三万名从纳粹屠刀下逃生的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除其中有几千人经沪去往第三国外，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约2.5万名犹太难民将上海当作避难地。

这趟旅程，不啻为象征“自由和解放”的“出埃及记”——或者说，犹太难民构建了自己的新神话——“在逾越节的头两天，我们逃出纳粹德国，坐船航行在红海之上，就像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前做的那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