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全国综合成本最低的“宜商之城”？ 城市成本优势榜启示录

成本是评价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营商环境是否有竞争力的一项硬指标，直接关乎企业的获得感。

那么，到底哪座城市成本最低？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以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为测评指标，选取全国57个重点城市为观察样本，结合案例分析，综合评判这些城市中企业的经营成本。根据统计，从区域视角来看，中西部内陆城市更具成本优势，在经营成本较低的15座城市中仅有3座沿海城市。

透过区域看向城市，襄阳、洛阳和泉州是本次榜单中最具成本优势的三座城市。企业经营成本高则是多数大城市的共同特征，其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广州是成本最高的五座城市。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是跟着成本走的。要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降低企业运行的综合成本。因此，为了有效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不少成本较高的大城市正全方位探索，多维度拓展产业空间。与此同时，在大城市的周边城市主动承接发展外溢效应，借助产业协作机制，降低获取资源要素的成本，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最终实现价值共赢。

（刘宇宇/图）

“工业上楼”，大城市降低营商成本的法宝

近日，全国多地陆续披露2023年GDP数据，关于万亿GDP城市的讨论更是激烈。根据数据推测，加上新晋的常州，目前全国万亿GDP城市已扩容至25个。

作为中国城市经济的“排头兵”，这些城市高涨的不只是他们的经济实力，还有企业经营成本。课题组统计发现，GDP名列前茅的北上深等城市在成本方面同样让企业压力不小。

以最“贵”的北京为例，2022年其商服项目用地均价1.8万元，是同期哈尔滨的38倍。而在“制造业当家”的深圳，工业用地紧缺，统计时间段内工业用地均价是同为制造大市苏州的4倍有余。

实际上，当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发展成本的提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以往，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发达城市在结构转型、成本提升的爬坡阶段，选择的是优先保留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相对低端的产业。但也有多座城市，如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在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外迁以后，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局面。

前车可鉴，工业企业的外迁是城市发展中的一大挑战。为避免企业和产业外流，近年来，我国不少大城市提出工业“回城”的发展策略，重振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于是，“工业上楼”这种工业空间的纵向拓展，成为近两年大城市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博导李长安曾公开表示，土地作为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降低土地成本自然应该成为降低企业成本的关键。在符合城乡规划及区域产业发展政策、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鼓励用地单位通过提高容积率，增加计容建筑面积来提高工业用地的利用效率，并且免予补缴土地出让价款，这就是“工业上楼”的基本含义。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包括无需新增用地指标，有利于制造企业的分工布局，促进生产、办公、研发、设计一体化，同时也不会增加企业资金负担。”李长安表示。

目前看来，“工业上楼”不仅可以减少企业的土地成本，其推动形成的高质量、专业化产业园区更符合新型产业与科技企业的需求，将有助于提供生产、研发、办公一体化空间，实现“上下游就是上下楼”的产业链集聚效应，同时也能减少企业因距离造成的交流成本和物流成本。

率先打破城市“横向”扩张逻辑，让产业“垂直生长”的是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地区。随着用地紧张，珠三角地区近十年间陆续出现一批“工业上楼”产业园。

从目前的建设情况来看，深圳发展较快。2019年，深圳市宝安区出台了《深圳市宝安区工业上楼工作指引（试行）》，首次对“工业上楼”进行定义并明确建筑设计要求。2022年，深圳全面开启“工业上楼”行动，宣布从2022年起，将连续5年，每年通过“工业上楼”模式建设不少于2000万平方米高品质、低租金、定制化产业空间。并且，所有“工业上楼”厂房租金不超过35元/月·平方米，年涨幅不超过5%。

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推广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推广“工业上楼”模式。此后，许多沿海地区城市逐步推广“工业上楼”，并结合本地特色出台了相关政策或指引。

在这些文件中，项目建设标准、奖补扶持措施及园区运营管理服务等是关注重点。例如，珠海出台了《珠海市产业空间拓展行动方案》为总牵引的“1+5”系列文件，通过集中布局建设以及模块化或定制化生产厂房、生活商业配套设施和提供生产性配套服务等方式，满足企业现代化生产和员工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此外，“工业上楼”趋势正在由沿海向中西部扩散，如成都和武汉就陆续正式印发了相关文件力推“工业上楼”。

（刘宇宇/图）

发展都市圈，摊薄发展成本

2023年底，广东省政府一次性印发五个都市圈的规划文件。这五大都市圈分别是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汕潮揭都市圈和湛茂都市圈。

对此，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大湾区办主任艾学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推进五大都市圈建设，就是要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有序流动，进一步提振都市圈经济，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此次规划的实施将促进城市间交通、物流、信息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增强广东整体经济实力与竞争力。五大都市圈的发展将为广东省内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及风险，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通过都市圈和城市群实现产业链条的空间分工、布局、配置，把成本降下来，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而地理位置接近的城市，天然会互相支持，依托政策、地理、工商业基础等优势，走上加速发展之路。

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都市圈规划始于2019年《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的出台。该文件提出要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此后，国家级都市圈陆续出炉。国家发改委于2021年批复了南京、福州、成都3个都市圈，2022年批复了长株潭、西安、重庆、武汉4个都市圈。进入2023年，各地“非正式”公布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或复函的都市圈有6个。

课题组注意到，在广东省的五份都市圈规划中，均重点部署构筑区域合作开放新格局，其中有诸多类似“一体化”“同城化”“共建”等关键词的表达。这与课题组此前的研究成果相印证，即营商环境改革走向同城化。现阶段，卓越城市的营商环境准则对周边城市的扩散和拉升，是同城化的最主要体现，这将造就更大范围的“高宜商值”区域，出现更多的营商环境“优等生”。

在课题组最新掌握的数据中，一体化发展推进较好的都市圈，其内部的城市对企业而言更宜商。以广州都市圈为例，在中心城市的影响下，佛山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宜商值排名也整体靠前。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隆索提出的“规模借用”理论，靠近人口中心的都市区可通过对大城市规模与高端功能的借用，来推动自身城市生产率的提高,表现出与大城市相类似的特征。这意味着小城市可以“借用”邻近大城市的集聚经济益处,同时避免集聚的成本。

如佛山，在与广州形成同城化发展后，在成本低的基础上，又能享受比肩一流的配套资源。一方面，由于紧邻广州，佛山能够共享广州的商业资源；另一方面，佛山本土的商业配套也在持续完善。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归根到底，就是要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综合运营成本最低，就是营商环境最优的地方。都市圈和城市群内城市的协作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精细分工、拉长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还有利于企业在更大范围内以更低成本获取资源，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

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依旧，人才红利显现

掌握相对成本较低的劳动力资源，意味着企业有更好的赢利空间，可以在同行业竞争中赢得更多的商机。

本次“宜商之城”成本优势榜中，北京、上海、深圳毫无意外的是劳动力成本最高的三座城市，杭州和南京的劳动力成本也再次超越了广州，分别位列第四和第五位。此外，在劳动力成本排行较高的十座城市中，有四座位于长三角地区。

为何长三角地区的整体劳动力成本更高？这与两个区域的整体经济结构和发展历程相关，长三角地区在布局新经济方面脚步更快；而珠三角地区的传统产业更为深厚，比如佛山、东莞、惠州和珠海，都是制造业大市。但相比新兴产业，传统产业高薪岗位更少，薪资水平更低。

然而，成本高低是经过对比得出的，如果将中国这些大城市放在全球城市发展的坐标系中考量，结果就有所不同。

根据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数据，2020年，在20个国际城市劳动力成本排名中，北京（14.18美元/小时）、上海（13.17美元/小时）、深圳（10.68美元/小时）排名靠后，分别位于第13、16和17位，远低于纽约（38.84美元/小时）、法兰克福（37.2美元/小时）和新加坡（31.17美元/小时）等国际城市。

在中高端劳动力成本方面，我国的大城市同样具备优势。美国职位网站Levels.fyi日前发布了一份《2023年度程序员收入报告》，该报告据称基于20万份程序员薪资数据，主要反映程序员2023年薪酬总额中位数，其中包含工资、股票价值和奖金。

统计显示，从美国方面来看，程序员收入最高的地区是美国旧金山，中位数薪资为24.9万美元；其次是西雅图，中位数为22.5万美元；排行第三为纽约，中位数为18.5万美元。而在“热门国际城市（排除美国和欧洲）”，程序员收入最高的地区为以色列特拉维夫，中位薪资为13.8万美元，中国北京仅位居第六，年中位收入为9万美元。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对于劳动力成本的判断，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和企业的健康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关于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需要放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中进行探讨。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但“人口红利”却并未消失。根据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超过9亿，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依旧突出。

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人才红利”也在逐渐显现。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1万人，产业人才充沛。

“人才红利”在我国大城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北京为例，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十分发达，总部经济突出，高校云集，吸引了大量人才集聚。

中国统计年鉴（2023）显示，北京科技、金融、文化等高薪行业从业者众多。如科技行业，在北京的城镇非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口超过100万，占比接近全国的五分之一，高于其他地区。

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国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依旧存在的当下，“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将叠加释放，所形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将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存在。此外，由于大城市及其与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产业集群效应突出，庞大产业集聚不仅能提高配套效率，还会产生强大的规模效应，形成看不见的“场效应”。在这个场域内，人才流、信息流、技术流等要素快速流动与互通，无形之中大大降低企业的各类成本，最终将转变为这座城市之中企业的竞争优势。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宜商之城”课题组

策划：戴春晨

统筹：石登江

研究团队：戴春晨、石登江、郭倩倩、李润泽子、张秋红、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