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大春：在父辈与子女之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反抗

1990年代，张大春曾返回山东老家追溯家族往事，向尚未出世的孩子讲述父系五代家族史的兴衰。（受访者供图）

张大春66岁了。他是作家，也是电台主持人、说书人。每周一到周四，他要去台北的news98电台录制或直播节目。下午两点到三点，张大春讲西游，把吴承恩的《西游记》和大陆学者钱文忠的《玄奘西游记》穿插在一起进行演绎。一点到两点的访谈节目丰富多彩，周一是《我们的老台北》，张大春邀请一些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台北人，“描述他的生活和生命阶段里，有哪一些值得回忆、值得提醒的事情，不限于吃喝玩乐、食衣住行”；周二聊生命科学、天文学；周三聊娱乐、表演、各种展出；周四谈法律问题，还有一个单元叫“主题馆”，讨论热门的新闻议题。许多电台的内容，被网友搬运到了B站上。

广播对张大春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媒介，他从小听广播，带有个人情感。“我始终觉得透过声音、谈话或讲述，所带来的、引发的想象力是很不一样的，它有一种创造性，听的人要协同说的人，才能获得一些发明性的或创造性的感知内容，而这个内容，不见得是说的人所能预期的。”张大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童年时带张大春听广播的父亲，如今已不在人世。1997年，父亲病倒，张大春向尚未出世的孩子展开了讲述：“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面容、体态、脾气、个性，甚至你的性别，尤其是你的命运，它最为神秘，也最常引起我的想象。”几年后，长篇散文《聆听父亲》出版，这是一个漫长的关于说和听的故事，有父亲的回忆、六大爷的讲述、父亲少时的伙伴滕文泽的传奇，从高祖父张冠英、曾祖父张润泉，一直讲到父亲离家加入了旧社会的帮会。

张大春的父亲在山东济南家族中排行老七，像卡夫卡的小说《城堡》里那个神秘的K，他做过土地测量员，带着大小平板仪、水准仪、经纬仪，一条十几里的路线反复走十多次，为了测量一种叫“基线”的东西。基线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却是世界的尺度。战火中，父亲和母亲阴错阳差来到了台湾。

张大春上中学时，父亲在他的课本边角空白处，画了些形状奇怪的仪器，张大春常盯着图上比例精确的望远镜和垂直刻度盘发呆，忘了听课，他猜想，父亲这样一个既没有素描天分，又缺乏绘画兴趣的人，能拥有这种画功，决计是一种闲到要发疯的地步训练出来的成果。除了这两三种仪器之外，他画的任何其他事物，都令人难以辨认。高中大考之前，父亲在一个酷热的午后带他出去散步，告诉他两句人生箴言：“考得不好，算不了什么；考得好了，也算不了什么。”

1988年，张大春第一次回大陆，也是第一次到济南，每天就在西关朝阳街老家的堂屋（那时还没拆迁）和他住的济南宾馆里，跟六大爷、五大爷、姑姑聊天，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