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评级本身应有所分类，结果不能简单化

27岁博士毕业，28岁成为副教授，29岁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4岁获得中科院青年人才项目支持，36岁荣获国家自然基金“优青”项目支持，37岁成为博导……魏玖长似乎是传说中“别人家的老师”。

“这么年轻”，是当年很多学生初次看到魏教授的反应。那时不到30岁的他看起来像一位研究生。如今他已是为中国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岁月赋予了这位老师更多威严，使他的气质与文章更为接近——专业、深刻、犀利、务实，让我们的对话没有距离感。

魏玖长与ESG结缘始于危机管理。他的博士论文聚焦危机事件的社会影响分析与评估。当时，我国正处于的经济高速发展期，部分地区矿难等安全事故频发，他追踪安全事故发生与演化的成因时，发现危机与企业治理结构、组织声誉、信息透明度、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等存在关联，也就是如今人们常讨论的ESG指标。

中国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 魏玖长

ESG可充当企业危机发生时的减震器

南方周末：危机管理与ESG有哪些重合之处？

魏玖长：ESG信息在企业危机管理的前、中、后环节均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ESG信息可作为规避风险、科学决策的信号灯作用。

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在股票投资、求职者在选择工作单位、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或服务时，难以全面了解企业。ESG信息可以多维度呈现企业面貌，一旦某方面ESG表现较差，可能揭示某种潜在风险。虽未必注定发生危机事件，但却可作为风险信号，帮助企业利益相关方结合自身需要更有效地趋利避害；同时也可让企业认识到危机事件的诱因状态，以便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其二，ESG信息可发挥抑制危机冲击的减震器作用。

随着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互动日益密切，不善处理或未重视某方面问题而遭受外界指责的情形在所难免。这种并非企业主观故意造成的客户投诉、产品缺陷等可视为企业危机的外源性风险诱因。

我们研究发现，危机诱因为外源性时，若企业ESG信息披露到位，或者ESG评级水平较高，在利益相关方心中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印象，风险诱因转化为重大危机的过程会被抑制。ESG信息披露越充分，它的保护作用越明显，也就是会起到“减震器”的作用。

但若企业主观故意造成的危机诱因，如重大财务造假、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问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越高，其市值反而下降得会更快。ESG可以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韧性，但不是万能的“金刚罩”。

第三，ESG信息可充当企业危机后的修复剂作用。

危机过后，事件影响并未结束，企业仍需应对组织声誉和利益相关方信心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释放的ESG信息越多、越充分，对组织声誉的正面修复作用就越显著。

研究发现，企业危机突发形成一个陡然上升的“凸”起波峰，其下降阶段也需要信息填充，而实质性ESG信息具备这种填充支撑的作用。

危机情境下，企业的ESG声誉可起到保护作用，但对主观故意酿造的风险，知名度越大，可能带来更大危机（图由受访者提供）

ESG指标体系不能大而冗杂

南方周末：应该如何看待ESG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魏玖长：高质量发展应是一个事后评估的结果，企业一时的决策或者发展态势无法被判定为是否属于高质量发展，只有结果出现后，才能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

企业家决策之时都觉得很英明，但几年后发现执行结果不如预期，才意识到自己当时考虑不周全，忽略了很多关键影响因素。风险从决策之时已开始酿成。

ESG是一套已被证实的方法论，可缩小企业当前活动与未来高质量发展目标之间的偏差。通过科学的治理结构、多元的化高管团队、充分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等，使企业做出更为周全的决策，更好地平衡短期行为与长期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

南方周末：如何让ESG发挥实质作用，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魏玖长：不能将ESG当作一个包括万象的框，什么都往里面装。现在ESG体系动辄数百个指标，会使企业抓不住重点、负担过重，不利于实质作用的发挥。以下几点需特别注意：

对指标设置者而言，ESG议题的遴选、指标体系的建立要回归ESG初衷，不能大而冗杂。需明确指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具体关系，了解不同指标的披露和追踪对企业利润、市场表现、经营合规、产品质量、环境绩效等方面的影响，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披露要求。指标可以多元，但应有实质性，能从个性化与多样化方面真正指引企业高质量发展。例如，研究已证实董事会女性高管占比更高的企业，其财务造假违规、经营暴雷的可能性较低，所以企业应当披露董事会性别比例，以供利益相关方参考。

对研究者而言，需根据中国市场现状，深入分析影响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ESG指标的适用范围。ESG指标框架不能简单照搬国外，需根据中国企业面对的经营问题和情景充分研究，从而形成一种指引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ESG范式。

中国企业家大都是非常勤奋用功的人，在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开创一番事业，遇到问题能马上想出解决方案，靠的是过往的经验和直觉。这在市场稳定、外部变化较小的条件下适用。但如今新模式、新情景、新价值层出不穷，既定经验已行不通。因此，通过对ESG不同影响因子的研究，能够帮助企业找出影响经营发展的不同因素，有所侧重地改进，促进高质量发展。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需利用ESG建立全局、系统和科学的决策思维。市场调节存在盲目性和滞后性，产业发展好时，投资一窝蜂涌入，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地方需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逻辑框架，决策影响越大时，越需多元ESG信息作为参考，避免盲目和短视。同时，监管部门可聚焦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设置相应的ESG指标引导和考核企业，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好的ESG评级应显示不同企业发展的多重面貌

南方周末：好的ESG评级需具备哪些特征？

魏玖长：我认为ESG的核心作用是帮助利益相关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做出科学决策。首先，ESG评级指标需具备可比性，能让求职者、投资者、消费者依据特定方面的ESG绩效评价来选择自己青睐的企业。

其次，评级指标设置需要有实质性，让企业无法造假和掩饰。例如，企业股东分红的额度、获得的权威组织认证情况等方面的绩效对于普通公司来说难以获得，这有助于我们遴选优秀的公司。

再次，评级指标设置需要有一定的层次性，以便让不同诉求的相关方获得不同维度的信息。以求职为例，有的求职者渴望挑战，有的人则期待稳定，若能通过不同类型的员工发展指标来识别企业，这种匹配将使员工和企业都能受益。

南方周末：目前ESG评级市场存在哪些问题？

魏玖长：一项突出的问题是ESG评级简单化，只给一个好、中、差的评价结果，没有从不同维度对企业表现进行分类评价。在这方面，ESG分数并非越高越好，也不是全部指标都满足才称得上“优秀”，而需根据企业规模、行业现状、经营模式有不同的侧重点。

实践上，评级机构应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向企业阐明不同指标的指向——哪些指标影响合规风险、哪些指标体现治理合理性、哪些指标显示运营透明度——让企业能够结合自身需求，有选择、有阶段地努力，而不是随便扔一个分数。

目前，中小企业ESG实践的一个困扰是指标太多、评级太低，尽全力获得的评级结果仍是中下等。实际上，一些中小企业的治理结构、供应链管理可能已相对完善，但无法通过评级体现，对企业打击很大，对想深入了解中小企业的相关方也缺乏指导价值。

理想状态，ESG评级本身也应有所分类，能够显示不同企业发展的多样化面貌。

南方周末：对于中国ESG评级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有何建议？

魏玖长：对ESG评级标准而言，应建立以监管部门为主导的中国特色ESG披露和评价体系，披露准则应具备我们上面提到的合理性、关联性、逻辑性。

对生态建设而言，研究者、评级机构和监管者之间需要加强对话，形成从理论验证，到传播共识，再到实践应用的良性促进。

对社会参与而言，公众理解是ESG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和环境性因素。目前，ESG的价值和与公众关联性的传播还待加强。

对国际合作而言，需促进中国评级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的互认，以便让更多优秀的中国企业被看见，也能降低企业的信息披露成本。

ESG是一项需要积累、沉淀的事业

南方周末：对企业而言，应如何正确认识ESG评级？

魏玖长：ESG是一项需积累、沉淀、协同前行的事业，不是马上用来获得利益相关方好感的闪亮名片，而应作为帮助企业提升稳定发展能力的推动力。评级帮助企业了解弱项，但评级不是最终目标。企业若为评级得分提升而投机（比如突击组织几场培训、开展几项活动等），即便短期提升分数，也只是一种“虚胖”，遭到外部冲击时损失可能更大。我认为要提升企业ESG水平，有三个关键方面需要重视：

一是领导者清楚认识ESG本质。只有领导牵头深入参与ESG工作，将ESG理念贯彻下去，将ESG要求融入战略决策和业务流程，才能实质性地创造价值。

二是建立部门间协同工作模式。通过创造良好的氛围，多部门协同推进ESG工作，而非交给品牌或者董办等单一部门，只简单发布一份报告。

三是建立一套目标管理和评估办法。关注影响经营发展的关键、薄弱环节，重点领域，采用科学的方法统计和追踪，形成闭环管理。

南方周末：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有哪些企业需重视的新议题？

魏玖长：一是工作场所的新变化、新需求。如今城市体量越来越大，工作逐渐嵌入生活的多个方面，导致个人与家庭的生活面临割裂、孤立的趋势。工作场所应该发挥一定的社会支持系统作用，在S维度关注员工育儿、照护、赡养、心理健康等新需要，利用多种技术手段，促进人的健康发展。

二是“走出去”企业的社区参与。我们发现，不少“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仍持“外来户”心态，只将海外视为制造和销售产品的属地。这在政治文化环境相对稳定的市场没问题，但当下国与国之间经济、文化摩擦不断加剧，如果出现事故，即便责任不在企业本身，也会被当作替罪羊，遭受指责和排斥。企业应将ESG作为与海外社区加强连接的工具，重视社区互动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