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的2023年书单
周轶群精心绘制了这幅逼真、细腻、复杂的“精神画像”,带我们探访了吴宓的心路历程乃至天路历程。这位白璧德和穆尔的追随者,在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提出时人认为迂腐可笑的第三条道路。学衡派在当时可算一败涂地,但如今看来,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历史也往往受由失败者和失意者(统称losers)影响和塑造。这些losers可能是喝鸩酒的雅典人,可能是背木头的加利利人,也可能是那个深夜焚香的泾阳人。
责任编辑:刘小磊
《吴宓的精神世界》,周轶群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
这本书脱胎于周轶群为吴宓《世界文学史大纲》所作的长达一百页的导言,就体量、广度和深度而言,是吴宓研究中很难超越的著作。作者阅读了吴宓所有存世的著作、日记、书信、诗作、诗话和讲稿,在此基础上,为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文化守成派的主将,作了一部五百页的思想传记,主要覆盖了吴宓对世界文学(集中在古希腊、古印度、英国和法国文学)、宗教(儒、耶、佛、柏拉图“四大宗传”)和本国经典(《红楼梦》)这三方面的重要论述。书中胜义纷呈,这里仅举两例。比如,所有人都谈白璧德对吴宓的影响,却少有人谈美国新人文主义另一位领袖穆尔(Paul Elmer More, 1864-1937)对吴宓的灵魂冲击。白璧德基本上悬置宗教,而穆尔在这方面与白璧德大异其趣,他认为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存在正宗的传承关系,曾写过极力捍卫基督教的著作。吴宓在人生不同阶段曾出入于“四大宗传”,这样的宗教热忱与穆尔直接相关。明乎此点,我们对吴宓的认识自然就深入了许多。
另一处让我印象深刻的分析,是吴宓在西方古典学方面的造诣。吴宓1921年归国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常年教授《世界文学史》和《西方文学史》两门课程,对西方文学的专门了解远超同时代其他人。1920年代,周作人曾著《欧洲文学史》,郑振铎也出版过《文学大纲》,这两种教材在当时自有救急的功用,但实际只是编译、抄撮而已。而吴宓于1923年发表对《荷马史诗》以及研究史长达两万言的介绍,完全基于他对当时西方荷马研究的全面了解,对于旧派(荷马为独立作者)、新派(考证、解析史诗文本),乃至考古学发现(施利曼发掘特洛伊、埃文斯发掘米诺斯文明),都有翔实而亲切的介绍。他对《荷马史诗》研究现状的把握(截至到1923年),与当时的国际前沿研究非常接轨。吴宓虽非科班的古典学学者,但已完全掌握荷马研究古往今来的主要观点。在国内西方文学史专业的草创年代,能出现如此专业的概括,让人既感意外,又感振奋。
吴宓一生对宗教念念不忘,他接触过的主要宗教,都曾真实地打动过他。1920年代,吴宓曾说“若孔子而不足受吾人崇拜,则世界古今竟无可崇拜之人”。到了1930年代,吴宓在日记中下过“皈依宗教、虔事上帝”的决心,还表示“极有意出家,为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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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