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转型金融潜力，推动棕色产业向绿

双碳战略走向纵深，绿色产业风头正劲，但重排放、高污染的棕色产业如何转型却面临较大阻碍。从温室气体排放体量上，传统的重排行业是减排的主战场。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中国工业部门约占全国能源总消费量的66%，占总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近40%；若含间接排放，则占到全国总碳排放量64%左右。传统的化石燃料发电、水泥、钢铁、航空等行业亟需商业模式的根本性转型，才有可能避免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助力双碳目标达成。

为高碳排经济主体与活动提供向低碳转型资金支持的金融服务被称为转型金融。在中国，转型金融尚处在发育与摸索阶段。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制定钢铁、建材、农业、电力等行业的转型金融标准。截至2022年末，中国境内市场各类贴标转型债券累计发行规模合计1172.2亿元，市场规模较小。

如何理解转型金融当前面临的困难，尽快释放金融服务推动重工业转型的巨大潜力？南方周末南邀请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中国区负责人谢文泓先生进行深度解读。CBI自201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倡导大规模投资，以支持全球低碳和气候适应性的经济转型。

谢文泓认为，虽然目前转型金融在支持政策、统一标准、投资者信任与沟通等方面存在较大挑战，但中国仍然具有良好的政策基础与实践条件。绿色低碳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之后的又一个重大转型机遇，面对重工业狭窄的转型窗口期，期待在统一标准的支持下，企业与金融机构、产业链上下游有更多协同，共同推动实现科学、可信的转型。 

图：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中国区负责人谢文泓

低碳转型，困难重重

南方周末：转型金融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目前从认知和实践上发展到什么程度？ 

谢文泓：在2018-2019年，转型金融还处于探讨阶段。虽然绿色金融市场已发展较为成熟，但对于钢铁、水泥、化石能源等高排放行业，到底是应该放任不管、令其更早退役，还是应该以融资推动它们快速有序转型，业内还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大部分人意识到，推动这些高排放企业在工艺上、在商业模式上转型相对更为困难，也需要大量资金，但多数投资者对于转型投资的信心尚且不足，对于参与转型融资的风险预期较高。

然而，从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上来说，推动棕色产业的有序转型是十分必要的。目前，相关标准、规则的制定陆续出台，各方关于转型金融的共识正在逐渐形成。自2020年以来，转型金融的概念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可持续金融投资者和从业人员已经采取行动推动低碳转型。众多市场监管机构和参与者从转型金融的定义、框架、分类方案、评判原则、披露要求、行业标准等多个角度和层面提出了各自的方案，转型金融的框架、标准和产品标识作为投资者识别适宜投资活动的工具越来越受到关注。

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纷纷对转型金融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或出台了指导意见。欧盟在现有的可持续金融框架基础上拓展转型金融，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IPSF)和二十国集团可持续金融工作组（G20 SFSG)对制定转型金融框架和分类标准也进行了相关探讨。2023年12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正式发布《新加坡-亚洲可持续金融分类法》，这是全球首个全面定义转型活动的金融标准，它采用“交通灯”概念，将经济活动分类为绿色、转型和不合格，以界定绿色和转型经济及机遇。

在实践上，转型金融目前主要在债务市场运用较多，主要包括可持续挂钩债券（SLB）和转型债券两种类型。根据CBI统计，截至2022年11月全球SLB和转型债券发行量已达2017亿美元，市场规模成长较快。

但另一方面，与市场上越来越常见的“漂绿”质疑类似，在转型金融领域也存在对“粉饰转型”的担忧。如何确保转型金融的可信度，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之间平衡其差异性，还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和建立共识的议题。

南方周末：中国的转型金融目前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谢文泓：中国的转型金融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 但受到很高的关注。据估算，在中国“30·60”气候目标的背景下，中国实现能源、工业、建筑及交通等各领域的低碳转型需要百万亿级别的资金支持。转型金融需求较大，转型窗口很窄，有效的转型市场的建立较为紧迫。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制定钢铁、建材、农业、电力等行业的转型金融标准，同时鼓励地方层面，特别是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关注制定与地方产业需求实际相符合的转型金融支持活动目录，并基于目录设置转型项目库与企业主体清单。

债券市场上，交易商协会分别于2021年和2022年试点推出了可持续挂钩债券和转型债券业务。截至2022年末，中国境内市场各类贴标转型债券累计发行规模合计1172.2亿元。此外，信贷市场是重工业行业获得转型融资的重要渠道。但目前商业银行就如何去识别、界定一个明确的转型项目缺乏共同语言，相关管理机制、操作指引有待进一步完善。

南方周末：与欧美相比，中国的重工业转型有哪些特点？

谢文泓：与欧美的产业机构相比，我国的重工业、电力等难以减排的行业占经济比重大，随着双碳目标时间表的逼近，我国将会面临比欧美国家更加艰巨的减排任务，其主要难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体量较大。钢铁、水泥、电解铝的生产和消费均占到全球50%以上，主要基础化工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也位居全球首位，这些产业难以减排，具有重资产、高能耗的特征，转型任务艰巨。

第二，能源结构决定了转型阻力大。基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目前重工业生产依赖以煤为代表的化石原料。重工业需要从技术、工艺、设施设备等方面进行颠覆式创新，面临高昂的成本压力和资金需求。

第三，资产搁浅风险高。工业资产一般有较长的使用寿命，通常在30到40年左右。在快速转型的要求下，提前淘汰现有产能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成本，对企业财务和金融机构收益带来负面压力。

最后，低碳转型的窗口期十分紧迫。以钢铁行业为例，在2030年之前，全球范围内许多高炉将到达退役年龄，钢铁企业将需进行新一轮的投资，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钢铁生产国家再融资占比在80%以上，如何在这个时间窗口内，通过转型金融机制推动市场资金支持钢铁企业资本支出转向低碳的产能，避免“碳锁定”（即被投资的基础设施将在其全生命周期都排放一定数量的温室气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最近很多金融机构关注工业行业转型融资的一个大背景。

转型金融，负重前行

南方周末：目前，中国高碳排行业在转型中面临的融资困难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文泓：首先，政策层面针对部分“两高一剩”（即高污染、高耗能、产能过剩）行业开展低碳转型活动的融资还缺乏更明确的协调，可能造成银行在对相关行业企业发放贷款时相对保守。

第二，中小企业转型融资难。融资渠道和资金成本是当前中小企业转型面临的一大难题。在转型金融融资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企业转型的动力不足。此外，目前中国的绿色债券市场项目主体以行业头部企业为主，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小企业一般评级较低，绿色项目难以获得相关融资。

第三，对减碳新技术的投资不足。重工业转型单纯依靠现有成熟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其深度减排需要依靠更多颠覆性的技术，但相关新型技术路线普遍与现有技术路线区别较大，具有研发成本高、前期投资需求大、技术不确定性强、投资回报期长的特点。

南方周末：金融机构在提供转型金融产品服务中面临哪些困难？ 

谢文泓：我们接触到的许多机构投资者都很有兴趣参与转型投资，但是往往不清楚什么样的项目和企业是可信的，最后因为风险过高，只好放弃。这其中，存在着几重困难。

第一，金融机构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有效识别一个明确的转型项目。国内转型金融的标准正在制定中，相关目录还没出台，导致国内金融机构缺乏具有操作性的指引，同时对国外投资者带来阻力。因此，目前市场亟须一套基于气候科学的可信标准，以就如何开展可信的转型金融活动形成共识。

第二，债券是目前最为常用的转型金融工具，但过高的债务也会给企业和地方政府带来压力。针对传统行业和尚处于较早期的颠覆性减碳技术，需要进一步发展股权类、保险类工具，帮助融资企业降低杠杆率、规避转型所带来的风险。但在资管机构与相关企业进行对接之间还存在较大的鸿沟。2023年成立的中国气候联合参与平台（CCEI）就是一个促进转型金融投资者参与和沟通的平台。此外，也很期待行业与金融主管部门有更多政策层面的协同来共同支持可信的转型活动。

第三，在技术层面，如何将金融产品服务适配到转型行业的减排也较为困难。目前，国内的银行已普遍开展气候风险的压力测试，但如何进一步将压力测试结果反馈的气候相关财务风险与转型金融市场、碳市场的机遇进行匹配和衔接，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

南方周末：中国在推动转型金融上有哪些优势，国际上有哪些经验值得参考？

谢文泓：首先，中国的转型金融在政策制定上，从一开始就积极参考国际标准，例如《G20转型金融框架》、中欧《共同分类目录》等，注重对全球优秀实践的学习和国际化对接。

其次，我们有较好的政策基础，双碳的“1+N”政策体系明确提出工业是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领域。之后，政府又相继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等文件，对工业行业低碳发展提供了进一步指引。

此外，中国的一大优势就是非常注重试点示范项目的探索，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创办为绿色及转型金融的服务提供了一个实验室。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已率先出台了《湖州市转型金融支持目录(2022年版)》，该目录覆盖纺织、造纸等九个高碳排放行业，明确了具体的技术标准、路径和指标。兰州、重庆等多地也在探索、落地地方转型投融资标准，试验结果也会为央行提供反馈，促进优秀转型金融案例在全国的推广。

在国际上，一个逐渐明确的共识是：与绿色金融标准相比，转型金融标准除了识别特定经济活动，还要适用于企业实体及其他主体，助力企业制定其转型路径和战略。例如，CBI在去年将非金融机构实体与可持续挂钩产品纳入气候债券认证计划。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的转型手册也强调企业主体层面转型计划。此外，国际市场标准机构在原则层面也做出了一些要求。例如CBI提出不接受碳抵消作为转型活动的原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企业通过碳抵消这样“简单”的减碳途径“粉饰转型”，一些国际机构特别强调了对“公正转型”原则的要求。

共建生态，共促可信

南方周末：近期，CBI与落基山研究所共同发布了《金融驱动重工业行业低碳转型》报告，就重工业转型进行了深入分析。转型金融生态中的不同相关方可以怎样更好地促进转型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谢文泓：从自身而言，CBI的工作重点是围绕标准制定、市场跟踪、支持交易、政策建议等几个方面推动转型金融的发展。目前，各方面的工作都已搭建起基本框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更多转型金融实践的开展，促进标准的落地以及有效性的评估。

对于企业来说，投资者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披露。随着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在气候披露方面标准的统一趋势，期待更多企业遵循统一的信息披露框架进行可比的信息披露，特别是未来ISSB也会有更多细分行业的披露标准出台，也将为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参考信息。在企业信息披露与投资评估的衔接上，CBI也会积极促进相关沟通与研究。

从政策制定上，我期待建立与顶层设计和各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路线图相一致的转型金融标准，以促进转进金融服务供给，同时这也是进一步深化、完善可持续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然而，转型金融只是推动降低行业绿色溢价的众多“拐棍”之一，有效的低碳转型需要多方的支持和行业上中下游的协作。

南方周末：对于中国转型金融的未来发展，你有哪些期待和建议？

谢文泓：中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也是全球绿色金融实践和气候行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绿色转型同样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历史机遇，而一个有足够雄心、灵活且可信的转型金融市场预计将成为中国碳中和行动最关键的驱动力之一。

可信度是确保转型金融市场获得成功的关键。全球投资者已经明确表达了对转型金融产品的要求，即转型活动必须表现出足够的雄心，以避免“漂绿”。为确保可信的低碳转型，转型金融相关政策框架和标准应以气候科学为基础，并设立具体的绩效指标、披露和工具，以支持转型目标设定和跟踪转型活动的进展。企业应通过设立科学的减排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转型计划、选取合理的关键绩效指标以及构建有力的内部监督与外部认证机制，以促进资金流向传统行业中那些能够实现有效去碳化的资产、项目和实体。

当前，我们面临的紧急任务就是如何在非常狭窄的转型窗口期内实现高质量且可信的转型，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果都是一个关键课题。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也是巨大机遇。